香港疫情繼續爆發。葵涌邨逸葵樓上周四晚(1月20日)出現多宗確診，但港府當晚未有即時實施居家隔離，翌日居民「自出自入」。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透露，當晚有份視察的專家和衞生防護中心均認為要居家隔離，惟特區政府當局話「咁急咁夜做唔到」。
香港一個國際大都會，這種抗疫安排極不到位，對很多情況都沒有預案。令我想起內地有很多抗疫經驗值得學習，其中一個是上海。
上海在1月13日由於一個上海留美學生播疫，宣布「靜安寺街道愚園路228號」一間面積200多呎的奶茶店，為「中風險地區」，成為「最小中風險區」，上海其他地方的風險級別不變，結果亦成功控制了疫情，成為一個精準防疫的例子。上海用了最少的代價，亦實現了動態清零。
管理上海比香港更難，上海人口2500萬人，是香港739萬人口的3.4倍。上海GDP是香港1.75倍。人越多經濟活動越多，病毒越易擴散。但上海控疫比香港好。上海作為重要口岸城市，自內地去年疫情防控常態化後，即使出現零星病例也能很快控制住，沒有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上海疫情防控的秘訣是什麼？為何上海不做全民檢測仍然可以控住疫情？
上海市市長龔正最近在記者會上話，去年上海確實發生了多輪突發疫情，上海的處置工作總體平穩有序、波瀾不驚，背後依靠的是一整套防疫制度體系的高效運轉，防控的秘訣可以總結為「4個始終」。
第一，始終強化憂患意識，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各項措施。龔正說，內地其他地區發生疫情的時候，上海都要問自己3個問題：下一個會不會是上海？如果在上海發生怎麼控制、如何採取措施？如何做到讓疫情儘量不在上海發生？所以，他們在工作中不斷總結常態化防控的關鍵點。
將龔正這條經驗引申到香港，特區政府見到內地不同城市爆疫時，會否問如果香港發生會怎麼控制？去年11月國泰有三名貨機機師，在德國法蘭克福返港後確診，事後發現該三名機組人員嚴重違反在外站逗留規定，當時政府有無問如何防止國泰機組人員因違規而播疫？逸葵樓爆疫政府話「咁急咁夜做唔到」隔離，政府有無問下次如何做得到？
龔正講的第二個始終，是始終注重精准快速。突發疫情處置，上海力爭早、准、快，做到2小時到達現場，4小時完成核心調查，24小時做完核酸檢測、區域管控、轉運隔離等工作，切實做到「4早5最」。疫情防控，他們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處理突發情況加上早研判、早處置。「5最」，是在最低層級，用最短時間，花相對最小的成本，解決最大的關鍵問題，努力取得最佳綜合效益。要阻斷傳染源，同時讓疫情對人民生產生活的影響降到最低。
香港政府應該反思，如果不想做全民檢測，能否做到上海的2-4-24的方程式，能否做到4早5最？如果做不到，又不想全民檢測，疫情怎樣可以快速受控呢？
龔正講的第3個始終，是始終堅持科學抗疫，讓專業分析研判助力科學決策，注重科學賦能，更精准開展人員資訊比對、協查等工作。
香港政府始終反對全民檢測，又不敢推實名制的健康碼，這是科學抗疫，還是按市民喜歡的方法抗疫呢？
龔正講的第4個始終，是始終築牢兩個屏障。一個是疫苗免疫屏障，全上海市已經有94%常住人口接種新冠疫苗；第二個是個人防護屏障，上海市民都非常自律。
去年12月底內地完成兩劑接種是全人口的86%，估計內地打了第3針的人口有40%左右，上海的比例更高。給上海多幾個月時間，相信可以做到超過90%人打第3針。香港只有10%多一點的人打了第3針，為什麼開始有「專家」叫香港躺平，香港現在具備躺平的條件嗎？
香港經常有人以為，內地可以動態清零，只因為內地的制度專制。但看過上海的2-4-24的方程式，會知道內地如何高效地抗疫，跑在病毒前面去截流，病毒沒有流出社會，自然不用全民檢測。香港輸的不光是自由，更大問題是潛藏在背後的低效。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