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出手後，終於看到香港控疫工作的重大改變。上周六，港府委託中國建築集團分別在竹篙灣和啟德用地增建共1萬個社區隔離和治療設施，工程終於動工。而大批援港內地人員也陸續抵港。香港抗疫工作，終於動起來。在中央的協助下，港人的無助感減少，信心又回來了。
在感謝中央支援的同時，香港也要做用好中央的支持。看得到的，是物資，是建設能力，是援助人員。看不到的，是中央抗疫的實戰經驗。如何盡量用好中央的經驗，在救命如救火的時間壓力下，最大限度套用內地的成功經驗，是香港抗疫成敗的關鍵。又有一個11月大的染疫嬰兒離世，早一天清零，就可以拯救更多生命。
1. 目標。應設定最遲在5月1日清零。特首林鄭在上周五(2月18日)宣布，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將特首選舉押後至今年5月8日。港澳辦事後發聲明提到，推遲選舉「不會影響特別行政區政府換屆」。換言之，特首選舉稍為推遲，不會影響在7月1日下屆政府上任。
5月8日要選特首，7月1日回歸25周年習近平主席要來港主禮，若5.1還未能清零，豈不影響大局？所以定出5.8選舉，也等如定出清零的時間底線。
以香港的疫情計，直逼2020年1月湖北武漢大爆疫。當日武漢從1月23日封城，中間進行多輪檢測，到4月7日確信清零解封，經過76天，由於當時的新冠病毒殺傷力大，對疫情認識亦少，所以特別審慎。去年底西安爆疫，只是封城檢測32天。香港如在3月中展開全民檢測，用1個半月時間，又能否清零呢？
2. 方法。內地對付最嚴重的疫情，有一整套應對方法。先要快速改建收輕症的方艙醫院和興建收重症的火神山式臨時醫院，然後進行多輪全民檢測，並輔以全城封鎖，阻止人口流動。想像一下內地式封城令9成多人口呆在家中，病毒傳播的機會大減。然後內地的檢測相信有9成多人口參與，把潛在的帶病毒者不斷找出來隔離醫治，就連武漢當日如此失控的疫情，也可以在2個半月內，硬生生將之圍堵消滅。
香港若能抄足內地做法，估計有可能開始全民檢測後，一個月內清零。若不能炒足，就要看漏洞有多大了。
3. 風險。a. 全民檢測太慢，參與人數太少。之前傳聞特區政府計劃做強檢的版本是7日做一輪檢測。這種進度太慢，內地規定500萬或以下人口的城市，2日完成一次全市檢測，500萬以上的3日內完成，香港做到3日內完成全民檢測，效果會更好。另外內地檢測有90%多人參加，香港可能只有80%人參加，走漏20%，斷尾更難。
b. 不封城效果大打折扣。在疫情爆發之初，染疫者數量少，不封城強檢尚有機會清零。但香港爆疫到如今階段，假設1%人口以上染了疫(約7萬人)，80%人參與了強檢，20%未檢，若不封城仍有50%人口流動，即做完第1輪強檢，仍有7000染疫者在街上行走播毒，播毒者數量太多，做4輪強檢也不易清零，這樣做保險系數太低。
最後還要說幾句，內地和香港標準不同。香港不封城做完幾輪強檢，未能清零，一日還有幾十宗確診，特區高層可能已覺得好成功，相信拖拖到炎夏7、8月疫情會慢慢消散。但阿爺看法不一樣，既擔心舊病復發，疫情「死不斷氣」，亦令7.1慶典變數太多，萬一要移師深圳搞慶祝就變成笑話。結論還是要想方設法，去消滅這些風險。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