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共存”既是主義之爭，也是問題之爭

經過三個月的苦戰，香港疫情終出現每日下降態勢，但死亡率依然下降較慢，累計已經7039例，死亡率為0.63%，佔感染率6.0%，比率與西方國家接近。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香港的抗疫成績表已經一目了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與內地和台灣比明顯不足，即使與表面抗疫策略相似的新加坡比，也拉開了差距。

若與韓國、日本的抗疫差生比，尚且還有一絲安慰。

上周，特區政府宣佈將適度放寬社交限制，暫緩全民檢測，撤銷英、美等九個國家“禁飛令”，縮短抵港香港居民在酒店檢疫日數至最少七天。

港大醫學院長梁卓偉提出本港應儘快討論未來應對疫情路向，包括是繼續“動態清零”或是“走向風土病”。

特首回應稱，“現在不是兩條路線之爭”；行會召集人更指，海外不少國家已取消檢疫安排，過去數月很多主要從事亞太區業務的跨國企業已搬離香港，遷至杜拜、新加坡等地。

似乎放棄“清零”有現實需要。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是否“兩條路線之爭”，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我想起，一百多年前，李大釗先生與胡適辯論指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

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顯然，我們討論抗疫策略，既有“主義”之爭，也應以“問題”導向，尋找解決的共識和辦法。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內地，都視作是不同抗疫策略，有些海外輿論更視作是東西方國家的制度之爭。

香港的抗疫策略很難回避“清零”還是“共存”的現實問題，選擇前者，是與內地通關為目標；選擇後者，則是與西方國家同步開放。

香港不可能成為孤島，只是大門先向誰開？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堅持“動態清零”，是把主義與“問題”結合起來。

他指自疫情兩年前發生後，政府總共動用的資金是6000多億元，是一個很大的數，佔香港生產總值超過20%，強調非常時期用非常的手段，無可厚非。

今年經濟增長預計是2%至3.5%，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放在3%，如果不能成功遏制疫情、達不到“動態清零”及保持平衡，就難以跟內地恢復通關，對香港經濟影響更大。

對於外資擔心疫情影響營商環境，陳茂波表示外商到港做生意，除了香港，更重要是內地市場，尤其是大灣區市場，如果香港管控好疫情，實現“動態清零”，跟內地通關，外商就可走進整個內地市場，這才是吸引力之處。

此番話，指出了香港為什麼要“清零”的關鍵點。

我們暫且放下“主義”之爭，反觀新加坡是如何選擇與“病毒共存”的。

新加坡抗疫防護

首先，新加坡走的是嚴謹的“共存”之路，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分三階段摸索而行：

這三個階段是新加坡對自身抗疫策略不斷調整，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有今天“共存”的條件，與西方國家因“抗疫失敗”而“共存”，是本質上的不同。

其次，新加坡政府組織力強、行事有度、谷針有成，這是該國最終能殺出一條血路的關鍵。

該國緊盯重症死亡的防治，雖然近期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與香港相近，同為萬多人，可是每百萬人死亡率約為200人，僅及香港的四分之一，最近每日平均只有10人左右染疫亡，數字更是香港的二十分之一。

可見，新加坡的“共存”並非“躺平”，而是精准、有效，與內地專家梁萬年來港提出“三減”方案，同出一轍。

第三，新加坡以世界經濟體系為自身的生存發展保障。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封閉一年後其GDP下滑 5.4%，嚴重打擊該國的金融和貿易，迫使他們必須緊貼歐美開放步伐。

新加坡不如香港有強大的內地作靠山，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產業鏈、銷售鏈一旦中斷，其經濟上的孤立無援，可想而知。

兩地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同，背後的支撐力量也不同，而該國的“共存”策略是分階段實現的。

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最重要的信念是我們離不開內地的經濟支撐，這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來源。

談“主義”、談“問題”太學術，現在最需要想清楚的是，香港要怎樣的疫後重生，而不是“溜西瓜皮”走哪算哪，更不要將一堆爛攤子移交下屆政府。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基昇金董事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高昇基金執行主席

上周，李家超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篇幅較長，既有推動這個城市面向國際的宏偉構想，也有對劏房設定8平方米的最低標準。

其中有不少新亮點，包括：打造香港成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國際醫療創新樞紐，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設海運港口發展局推動高增值海運，設百億基金推動創科產業等。

大家最期望“改革”，都想從中尋找各自想像的“改革”藍圖。

我仔細閱讀了全文，的確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想法，但不少仍屬於“改變”的措施。

無論如何，“變”總比不變要進步。

“改革”一詞，對於內地人耳熟能詳；對於凡事講法的香港，的確需要仔細斟詳。

日前，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變”的說法，有更具體的表述，即“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

換言之，要改革，先厘清有哪些需要改，要精准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要評估，改革會帶來哪些影響，以科學、穩步、有序地推進；要擔當，面對當前存在的阻力，主動地推動社會踏上改革之路。

改革是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香港面臨經濟轉型，創科必定扮演著重要角色。

施政報告在創科方向著墨不少，已宣佈以100億元設立“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以公幣引導市場資金投資指定策略新興及未來產業。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孫東指，相關政策屬“重大思路變化”。

或許這也是政府決心“改革”的一個標誌，目的是吸引更多社會資本與政府一同投資“具戰略意義的策略發展產業”，期望透過母基金未來5至10年內“彙聚過千億元資金”，投入香港創科產業。

香港的幾所大學在世界排名較前，科研力量雄厚，但長期擱置於金字塔中，未有釋放這股科研能量轉化為先進產業，面對香港未來5至10年的經濟轉型關鍵期，政府將“資金”用於在未來的產業發展上，發揮“打通最後一公里”的關鍵作用十分重要。

當然，政府反復強調，這只是一隻母基金，創科過程不能單靠政府投入，未來會按不同產業板塊設若幹個子基金，並要吸引市場上的專業投資經紀人參與子基金運作，再透過他們運作及籌措資金，包括投資具體項目，將“杠杆效應”進一步放大。

設立“引導基金”，內地、新加坡、美國及瑞士等地已有先例。

據政府掌握，截至去年內地共有2086個政府引導基金，初期引導資金規模為12.19億元人民幣，政府樂觀預計可“撬動”數十倍市場資金。

若這一案例在香港複製成功，將可為創科注入新動力。

搞創科，資金固然重要，但人才是成功的關鍵。

施政報告稱，要讓頂尖人才來港，關鍵在香港要提供舞臺讓他們充分發揮。

相關局長表示，政府正建立生命健康研發院，各校正準備計畫書，其中重要指標為是否吸引到世界頂尖人才。

創科局亦將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設“前沿科技研究支援計畫”，冀助大學在全球招收最好的人才。
這份決心，是令人鼓舞的。

資金、人才想通了，下一步就是創科平台。

特首李家超用了不少篇幅，就如何規劃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加快深圳河兩岸兩個科技園區的協同發展提出不少落實措施。

按照港深兩地政府的規劃，未來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占地87.7公頃，分兩期發展，將專注發展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慧與資料科學、新能源、新材料、微電子及機械人。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與深圳必然有差異，這種差異對於兩個園區內的公司及研究機構會構成何種約束及障礙，特區政府與內地正商討創新邊境管理方式。

據聞，或會採取“白名單制”，容許兩個科技園區的特定工作人員經登記後，即可透過人面識別或電子卡等方式，自由進出兩個科技園區。

除了人員流動，也將與內地加快採取措施拆牆鬆綁，促進物資、資金及資訊過河流通。如何儘快可以起動，仍需要兩地政府加把勁。

李家超和他的管治團隊對振興經濟、推動創科、改善民生的決心及努力，尤其是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在金融科技和航空樞紐展現的規劃等，市民是肯定的。

在治理層面，政府又成立若干跨部門工作小組，雖有點架床疊屋的官僚做法，可能因為改革之路不易行，需要集中力量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但效率如何？政府需要不斷檢討。

不可否認，施政報告除了立志要加快香港以創科帶動經濟轉型的決心，我們也看到政府著眼解決長期困擾市民的住房問題，兼顧了各方利益和需求，四平八穩。

下一步，需要的是政府精准佈局，確保提出的措施可行、可見成效、可惠及市民福祉。

這才是從“改變”到“改革”，再由“改革”轉化為社會進步的“改變”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