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峰會（G20）在印尼峇里島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成為這次峰會焦點，習主席此行透露出幾方面的重大訊息。
第一，中國元首外交回來了。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停止了外訪，特別是今年是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年，更不容有失。在二十大順利召開之後，習主席在疫情後首次出國訪問，他會先到印尼峇里島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然後會到泰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
習主席專機抵達印尼的一幕，惹起注意，他和夫人彭麗媛步下舷梯，兩人都沒有戴上口罩，這是中國元首外交復常的一個表徵。在中美兩國會談的時候，只有習主席和美國總統拜登沒有戴口罩，其他與會人員都戴上口罩。無論如何，習主席不戴口罩，顯示國家最高領導人對疫情防控的心態，已略為寬鬆了些。
第二，多國領袖一邊罵，一邊求見中國領導。外國媒體現時仍充斥對中國的罵聲，但是，這次習主席出席印尼峰會，應約與拜登、法國總統馬克龍、塞內加爾總統薩勒和阿根廷費爾南德斯等多國領導舉行雙邊會面。「應約」兩字相當重要，這顯示了這些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法國，是主動要求要和習主席會面。身體很誠實，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西方國家都要謀求與中國對話。
第三，中美關係趨向穩定。這次中美峰會，是拜登自2021年上台以來，首次和習主席面對面會談。會面之後，中美雙方各自發表官方新聞稿，各自闡述立場。
習主席在會上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就台灣問題向美方發出至今最強烈的警告。
而白宮的會後聲明循例提到，拜登在會上對新疆、西藏、香港與人權議題表達關注。
只看會後新聞稿，很難見到中美元首談得怎麼樣。但是，有幾個信號顯示會談情況尚可，包括：
a. 會談進行了3小時12分鐘，比中方原先估計的時間長；
b. 新華社在會後主稿發佈了4張照片，1張是會談現場，其餘3張是習主席與拜登的友好互動，握手合照時，兩人都面帶笑容。新華社選擇發佈相片有一套準則，若雙方關係不好，不會刊登這麼多兩國元首積極互動的照片。
c. 雙方評價正面。國務院兼外長王毅說：「這次會晤達到了深入溝通、明確意圖、劃清紅線、防止衝突、指明方向、探討合作的預期目的。」總結得比較正面。而華府官員亦認為，只要雙方同意開闢更多溝通管道，拜習會的目的就算達成。
d. 有後續安排。如果雙方關係差勁，講完就散。而在中美元首會面之後，美國務卿布林肯稍後將會訪問中國，亦提到中美雙方的多個合作項目，會有專組跟進，落實兩國元首的建議。
在中美問題上，中方的態度始終如一，只要美國不踩到中國的紅線，兩國永遠有互惠雙贏的合作空間。而拜登政府受到選舉左右，在選前要擺出對華強硬的立場，在選舉的之後，彈性增加，中美兩國關係可能朝向比較穩定的方向發展。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