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是香港回歸紀念日，也是中共建黨紀念日。今年「七一」，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刊發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2年春季在中央黨校講話的全文。中共機關刊物刊發習主席過去的一篇講話，自然是因為當中有值得關注的內容。
習主席當時向黨校的中青年幹部強調，要築牢理想信念根基，他說：「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都不信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了，不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面旗了，就會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那種『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劇！」
「但要引起重視的是，有的人從來就沒有真正樹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本就不正，進入黨的隊伍動機不純…..無數事實告訴我們，唯有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氣概，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我們才能贏得尊嚴、贏得主動，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說：「我們這支隊伍裡，不能有膽小鬼，更不能有心懷異心、身在曹營心在漢、同床異夢的人。」
習主席的這段講話信息量十分豐富：
一、稍一不慎就會政權解體。習近平引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這句詞，已是非常重的說話了。這首詞出於五代十國時南唐國君李煜的名作《虞美人》，也是李後主的絕命詞，內容講述一個亡國之君的無限哀痛。換言之，如果中共幹部沒有築牢信念，不但中共會垮台，中國還有亡國之險。
二、有人同床異夢。習主席特別提到有人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不正，有人心懷異心、同床異夢。恐怕就是指那些崇拜西方理念的「公知」（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如今中美全面對抗的大局已經難以扭轉，若對中國的制度、對中國發展道路失去信心，而以西方的價值為價值的話，這就是同床異夢。
三、要有「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勇氣。在劇烈的鬥爭環境，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才能夠贏得尊重、贏得主動，若在鬥爭面前跪低軟化，就必然會失敗。
或許有人認為習主席這些講話，只是針對中共的中青年幹部，香港行「一國兩制」，不實行社會主義，因此並非針對香港。這種想法有根本上的認識錯誤。香港的確不實行社會主義，但在中美鬥爭的大環境下，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新疆問題、西藏問題，都是美國針對中國的著力點，並不是香港人認為香港的制度和祖國不同，選擇置身事外，就不會成為鬥爭的棋子。我們不用信奉馬克思主義，但不能不看清這場中美鬥爭的本質。
在慶祝回歸之後，香港警方國安處先通緝8個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逃犯，繼而拘捕4個前「香港眾志」的骨幹成員，目標是切斷他們支持逃竄海外份子的資金鏈，這些都是鬥爭的一部分。
香港既要謀求經濟發展，也要堅持與親西方的反動力量鬥爭。這兩個工作方向，並行不悖，不可偏廢。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