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棄保潛逃加拿大，還高調在社交媒體IG宣布永遠不再回港，惹起一番議論。本來一個流亡人士棄保潛逃，可以靜悄悄地不作任何宣布，但周庭就選擇高調宣布，一般分析她是想掩蓋有計劃的棄保潛逃行為，將自己包裝成為英雄，搏取政治光環，合理化自己行動，當然犧牲了在港的「手足」就在所不計了。
看來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主要是她選擇發佈的時機。本周日（12月10日）就是區議會選舉的日子，周庭這個時候宣布永不回港，有激發社會反政府情緒的味道，藉此喚醒支持反對派巿民的回憶，潛藏著抵制區議會選舉的作用，這讓我想近期在網上開始出現杯葛區選的宣傳。
其中一單是廉政公署在周二落案起訴38歲電腦程式員文榮鋒，在個人網上社交媒體專頁轉載一則煽惑他人杯葛區議會選舉的帖文。而帖文發佈者、評論員黃世澤已移居海外，亦被廉署通緝。
另一單是網上叫人投票「打兩剔」的呼籲。近日有人在網上散播在區議會直選投票的時候，可以打兩剔選兩個候選人。由於直選投票時應該只打一剔選一個候選人，這種教人打兩剔的行為，其實就是想讓選票變成廢票，是煽惑他人令選舉無效的行為，可能干犯《選舉條例》第27A條，即「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3年及罰款20萬元。
我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問了10個普通巿民，有5、6個都不知選區議員是選一個還是選兩個，
在完善地區行政改變區議會選舉之後，下一屆的區議會產生辦法分為3種，第一是委任及當然議員，第二是三會委員間選（即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的成員），第三是分區直選。
以大多數巿民可以投票的地區分區直選為例，重劃後的選區有44個，每區有兩個議席，即是透過分區直選可選出88名區議員。重劃後的選區較以往為大，所以選區名稱甚至是票站都可能有改變，而選舉方式是採取「雙議席單票制」的方式，換言之一個區雖然有兩個議席，但選民只可以投一票，用投票印章剔一個剔，不能因為見到有3、4個候選人，就剔兩個候選人。如果投票時剔了兩剔，就會令選票無效變成廢票，所以叫人剔雙剔，的確是有意煽惑投廢票破壞選舉。
結論是2019年至今已經過4年，社會上表面平靜，但底下還是暗流暗湧，無論是周庭高調棄保潛逃，網上叫人杯葛，抑或叫人投票時打雙剔，都有鼓動民情破壞選舉的嫌疑。所以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支持香港回復平靜，想香港穩定繁榮的巿民，不要以為天下太平，見到這麼多人搞嘢，在本周日(12月10日)更加應該出來投票，記住分區投票只需要打一個剔、選一個候選人。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