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全票通過23條立法。這是一個歷史性時刻，香港回歸26年，終於補齊有關國安立法的最後一塊拼圖，築牢保障國家安全的屏障。
過去香港人並不覺得香港有什麼國安挑戰，亦不覺得香港會出現動亂，所以對23條立法，只看到其限制自由的一面，而看不到保障安全穩定的另一面。但過去十年，香港發生的動亂，就令大家明白保護國安的必要性。
政治穩定就好像空氣一樣，當它存在的時候，你並不覺得有何寶貴，但當失去的時候，才知道相當致命。假如10年前香港已經有現在的23條立法，特別是不可以像2003年那種剝牙版23條立法，香港或許不一樣。
第一，2014和2019年的事件不易發生。本地的反對力量在外部勢力推動下，過去10年，反政府攻勢不斷升溫。10年前2014年，反對派透過大規模的非法上街佔領，阻斷了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道路，企圖逼使政府在政制改革上，大幅讓出政治權力。2014年的佔中是反對運動的第一次跨越，由遊行示威跨越到大規模的非法佔領。
到2019年是第二步的跨越，由非法佔領跨越為大規模極端暴力事件，滿街滿巷掟汽油彈，放火燒人，毆打不同政見者，反對運動的暴力性快速推向高峰。以當年12月8號和所謂屠龍小隊相關的恐怖襲擊事件為例，完全是一宗有設計的殺警恐襲，以圖引發大規模暴亂，幸好警方及時破獲制止。
這些大規模的群眾暴亂，背後涉及大量的金錢支撐，近日暴露出來本地政團直接收美國政府屬下機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贊助有之，透過一些有錢的中間人間接收錢亦有之。總之，資金源源不絕，只要你夠膽激進地反對政府，大搞顛覆活動，就不愁資源短缺。
如果10年前已經有現在23條立法的「境外干預罪」，恐怕這些外地勢力的干預不至於那麼明目張膽，本地有錢中間人和政團，亦不能公然轉移政治資金。水源不到，或許2014年和2019年的事件就不會發生。
二，黎智英沒有那麼猖狂。黎智英案暴露出來的狀況，可以說是去到驚心動魄的地步。《蘋果日報》的高層如社論寫手楊清奇就直言，《蘋果》只有「鳥籠式編輯自主」，實際上是黎智英「話晒事」。而《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在辯方追問《蘋果日報》有沒有編輯自主的時候，亦都笑稱「如果黎生冇出聲嘅時候都係」。
黎智英毫不忌諱在自己控制的媒體，大力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和中國大陸，亦全力散播挑動港人非法上街和肆意攻擊國家言論。
如果10年前已經有23條立法，煽動罪罰則更高，勾結外國勢力發表煽動性刊物會有10年的刑期，或許黎智英沒有那麼猖狂，就沒有那麼多人被煽動出來作亂。
三，示威者沒有機會誤入歧途。如果大家有看過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1895年的著作《烏合之眾》，就知道群眾很多時都是盲目的，在街頭運動激情澎湃的時候，理性放在一旁，示威者不單闖入議會，圍毆途人、放火燒人、刺殺警察，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事過境遷，示威者被送上法庭，就要面對嚴苛的刑罰，但悔之以晚。如果10年前有23條立法，特別是制止境外勢力推動香港反對運動，示威者沒有跌入激情澎湃的抗議環境中，最後或許可以免去牢獄之災，不用讓大好青春在獄中虛度。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現實世界沒有「如果…」，只有未來。23條立法早一日比遲一日好，早一日填補了國安的漏洞，早一日令香港不會成為美西方攻擊中國的突破口，對國家、對香港都是一件好事。
盧永雄
長和集團出售全球43個碼頭一事，出現波折。上周五，接近長和高層消息人士向媒體放風指，本周不會簽署任何協議。同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反壟斷二司負責人明確表示，將對長和及美國基金貝萊德等簽署的巴拿馬等港口交易協議，依法進行審查。外界相信長和暫緩交易，和國家的審查有關。
不過要注意，接近長和高層消息人士只是說，「不會在本周簽署任何協議」，並不是說會停止交易。估計長和仍然想推進交易，不過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調查的風頭火勢之下，暫時將交易緩一緩而已。
從國家安全及國際航運業的利益而言，中國應該設法阻止這宗交易。
第一， 交易損害國家利益。今次長和要出售的43個碼頭，包括手握巴拿馬運河咽喉的兩個港口和41個主要是「一帶一路」沿線的港口。在正常的情況下，或許可以用「在商言商」的說辭，來掩飾交易的政治性本質。但如今在特朗普2.0的國際形勢下，仍然說交易是「在商言商」，就絕對是自欺欺人。
美國已經充分展示對中國、特別是中國的造船業和航運業的惡意。首先，特朗普早已威脅，要收回巴拿馬運河的港口，聲稱長江和記在巴拿馬運河兩端擁有兩個主要港口，是「由中國運營」。美國明顯想控制巴拿馬運河，借此壓制中國。其次，美國計劃收取中國船隻入港停泊費每次150萬美金，明顯針對中國的造船業。還有，特朗普聲言要奪取丹麥屬下的格陵蘭，其團隊聲言借此阻止中國染指北極地區及相關的北極航道。美國要打擊中國的造船業及航運業的態度，昭然若揭。
如果長和這43個碼頭被美國的基金貝萊德集團控制，在美國政府一聲令下，這些碼頭可以大幅加徵中國船隻的停泊費，甚至禁止中國船隻進入，對中國的航運業會造成致命的打擊。而即使眼盲心瞎的人，都應該感受到美國對中國的惡意。
第二，交易壟斷國際航運。長和的交易對象是貝萊德集團、貝萊德屬下的環球基建合夥人公司(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GIP）及來自意大利的地中海航運集團（MSC）旗下的碼頭投資公司（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TiL）合組的財團。貝萊德屬下的環球基建合夥人公司(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GIP）是全球最大的基建股權基金之一，本來已經持有多個港口和碼頭股權，而他的意大利夥伴地中海航運集團，是全球以運輸能力計最大的航運公司，他透過旗下的碼頭投資平台TiL，在全球31個國家運營72個碼頭，據德路里《全球集裝箱碼頭運營商年度回顧與預測》（2024/25）報告，按權益輸送量排名，MSC(包含TiL)2023年的權益吞吐量是4230萬個標準箱(TEU)，全球排第7，而和記港口2023年的權益吞吐量是4300萬個標準箱，全球排第6，當MSC(包含TiL)收購和記港口的主要港口權益後，勢將超越排第一的新加坡PSA國際(2023年的權益吞吐量6260萬個標準箱)，成為新的世界第一。地中海航運MSC既是最大航運公司，也成為最大的碼頭營運商，這不單對中國的航運公司構成威脅，也都會對環球的航運公司造成威脅。試想若MSC之後利用旗下的碼頭，減低自己的航運公司的收費，或者是加徵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航運公司的收費，都會令到其他經營者難以和MSC競爭。這是最典型的「經營者集中」壟斷行爲，對全球航運業構成重大威脅。
第三，中國要依法阻止交易。按國家《反壟斷法》第2條，中國不單可以阻止境內的壟斷行爲，亦都可以阻止境外的壟斷行爲。長和這次交易跌入國家《反壟斷法》第2.3條指明要規管的壟斷行爲，即「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長和的交易很明顯是令到港口行業兩個主要經營者集中，再加上背後是最大的航運集團，令壟斷經營者有可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按國家《反壟斷法》第46條規定，違反規定實施壟斷性協議的，可以責令停止違法行爲，並沒收違法所得，以處罰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
換言之，如果國家認定長和交易是一個壟斷性交易，可以責令停止交易，如果強行交易的話，可以沒收違法所得的190億美元。至於調查的時限，按國家《反壟斷法》第25條規定，會自收到經營者提交的文件資料之後的30日之內，對經營者集中行爲進行初步審查。如國家反壟斷執法機構決定實施進一步審查，應當自決定90日之內審查完畢，作出決定。換言之，國家會先要求長和提交相關資料，然後在30日之內決定是否進一步審查，如果進一步審查，就要到90日之內審查完畢。
有人說規管違反「一國兩制」原則。這件事涉及國家利益及國際重大的公共利益，和兩制無關，即使長和是外國公司，國家都可以出手阻止。近年都有很多相關的先例，例如2016年的高通收購荷蘭恩智浦半導體公司案，2022年杜邦收購電子材料製造商羅傑斯案，以及2023年英特爾收購以色列芯片製造商高塔半導體案，這3筆交易都是以失敗告終。
以2016年的高通案爲例，高通當時提出以380億美元收購荷蘭恩智浦，後來進一步提價至440億美元。2018年，高通已獲得美國歐盟等8個主要市場監管部門的批准，但中國的國家市場監管管理局未予批准，最後高通在2018年7月26日宣布放棄交易，並支付20億美元的分手費，成爲一個因爲收購會造成國際壟斷而被終止的典型案例。
有人不明白外國公司收購為何受中國規管。其實制止壟斷性交易和各國都有規定，按我國的國家《反壟斷法》規定，參與集中的經營者中有兩方上一會計年度中國境內營業額超過8億元人民幣，且各方上一會計年度中國營業額合計超過40億元，或全球營業額超過120億元，就應當在交易實施前進行反壟斷申報，取得批准後才可以進行交易。
由於長和交易涉及中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亦可能涉及航運市場壟斷的國際公益，國家有關部門依法進行介入，有理有據。要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和國際公益的決心，制止可能帶來壟斷的交易繼續進行。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