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講到香港有政治狂熱症，其實染上此症狀對現實世界有認知障礙，例如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想偷渡去台灣，結果被中國海警在果洲群島拘捕，直接「送中」，就完全不懂衡量偷渡的風險。
政治狂熱症最典型的表徵是民粹政治，發作時可以是一場政治運動，也可以是一場選舉。近年西方國家的選舉全面民粹化，以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為例，在選舉之後，位於休斯頓的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選舉時，選民的情緒，與強逼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的症狀十分類似。研究發現在選舉高峰期間，選民沉迷於各自支持的候選人，出現狂燥症症狀，他們不斷地看手機，搜尋他們喜愛的選舉資料，已去到極不正常的程度。
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和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一書。
對政治狂熱症可以作更深層的心理學分析。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描述的「自戀」（narcissism）和「認同」（identification）的分析，可堪借鏡。佛洛伊德闡述了人類成長的特徵，嬰孩時期的主要特徵是「自戀」，不過佛洛伊德所講的自戀與我們日常生活所講的自戀有些不同。他所講的自戀，是嬰兒階段那種「我是宇宙中心」的心理狀態。
嬰兒對世界的認知很模糊，渴時要飲，餓時要食，得不到所需的，就會透過啼哭來提高滿足慾望的機會。嬰兒的世界，除了自己之外，沒有其他人，以自己的喜好作為別人的喜好。在3、4歲之前的嬰兒和幼童都會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相當自我膨漲和自我中心，這是自戀的特徵。
隨著年齡長大，孩童會逐漸增加對世界的認識，發現除了自己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人。他們開始對自己的自戀向外投射到親近的人，例如父母等，即把對主體的愛向客體投射，把客體納入成自己的一部分。這就進入了另一個歷程，稱為「認同」。認同的第一個對象，通常都是緊密照顧他們的父母（甚至是外傭），孩童把父母輸入自我當中，變成了「理想自我」（ego ideal）的一部份，所以他們會有「長大後希望變成爸媽一樣」的想法。到他們進入學校，很多小朋友也會希望「長大後變成老師」。由「自戀」到「認同」，嬰孩也逐步增加了對世界的認知。
套用佛洛伊德的理論，政治狂熱者，其實回會到了嬰孩的「自戀」到「認同」的狀態，可以說是一種「巨嬰心態」。他們呈現出幾個特徵。第一，自戀式地對無限欲望的滿足。在成人的社會，我們必須要做出一些折衷和妥協，犧牲部分的所有以換取某些欲求，例如我們要犧牲部分自由時間去上班，以換取金錢的回報。但嬰孩對自己的欲求，要求即時全面的滿足，例如要馬上獲得完全純粹的普選制度，不容質疑也不可挑戰。他們這種欲求與嬰孩的自戀式慾望如出一轍。
第二，把認同對象完美化。例如他們認同抽象的民主理論，就算對西方民主的認識不甚了了，民主理論書藉也沒有讀過半本，但卻深深認為這是一個完美的制度。而完美的反面就是邪惡，任何他們認為是阻礙其完美對象實現的人，就是邪惡的，包括「黑警」和「暴政」。
第三，喪失確認現實的能力。這是嬰孩的特徵，由於感官並未完全發展，對世界的認知很模糊。有巨嬰心態的政治狂熱者，也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極少，他們只憑想像去理解世界。昨天提到的中大學生，他勸老師不要登上巴士，就是因為他主觀認為警察會血洗校園，雖然警察從未有攻入校園的打算，但他也沒有確認這種現實的能力，就把自己的幻想無限放大，認為校方和警方勾結殺害中大人。
狂熱的群眾的心態，其實已退化到嬰孩時期，有著嬰孩與世界交往的各種特徵。香港的激烈政治運動在社會擴散的同時，這種巨嬰症候群亦在社會中蔓延。巨嬰們想當然地要主宰世界，在現實上卻只會處處碰壁，受到挫折，但問題是挫折反而會令巨嬰更巨嬰，而不會令他們成長。
香港如果不能從「巨嬰症候群」這個泥沼走出來，結局會相當可悲。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