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疫情擴散之快，超出外界預計。
在內地網上一篇文章，標題是「放開一週，朋友圈陽了一半」。講述由12月放開疫情管控制施之後，一大片朋友「陽」了的情況。
看後半信半疑，問一問在內地有公司的朋友，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深圳，一個說公司的同事陽了70%，另一個說陽了50%。由此看來，「朋友圈陽了一半」的說法，並不是很誇張。
另外，北京中央的部委也有大量員工確診，有些部門有「估計陽了一半」的說法。有些重要部門如中證監及中銀保監就分一半人留守，留守者在辦公室居住一段時間，並不回家，確保有足夠人手維持部門運作，隔一段時間再輪換。
醫護人手最受關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前首席科學家曾光說，新冠疫情風暴來的太快，醫護人員被感染的不在少數，如何保證醫院的正常運轉成為焦點。除了號召離退休醫護返崗外，北京市亦提出緊急應對措施，醫護人員中無症狀感染、輕症患者堅持仍要上班，如同戰爭時期「輕傷不下火線」。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發燒門診24小時運行，做好中、重度患者的診療和搶救工作。
按理由確診輕症醫護照顧確診病人，的確不會增加播疫風險。
觀察內地疫情，有幾點值得關注：
1. 內地用「闖關療法」。內地放鬆防疫的節奏出人意表。之前內地推出「二十條」，不少期望放開管控的民眾，還怕官方放兩步，退一步。但最後中央高速「轉波」，全面放開，這是有意識闖關。在11月底之後短短兩個星期，除了對入境人員還有「5+3」隔離限制，其餘防疫措施接近全面鬆綁。而民眾感受得到的是「本來以為下樓會陽，怎知呆在家中一樣陽」。
有人說放得這樣快未預備好，我倒覺得即使多給半年、一年時間也不會預備好，長痛不如短痛了。
2. 醫療擠兌沒有想像中厲害。雖然北京民眾在搶購醫療物資，不少確診者到醫院門診外排隊，上周日（12月11日）全市發熱門診就診患者有2.2萬人次，是一星期前的16倍。但感覺上不如香港2、3月爆疫時那麼混亂和無助。
3. 民眾心理承受力強。可能因為有太多海外爆疫的經驗，可能因為重症者的確很少，內地民眾由半個月前比較恐慌，快速變為從容應對，甚至在休養期中發帖不絕，例如比較南北發病情況看似不同的原因： 「廣州人：安靜地陽。上海人：陽不陽是我的隱私。北京人：意氣風發老子陽了。」
4. 快速通過洪峰。據內地確診者反映： 「大部分發個燒、捱過3、4天就好了」。內地用「闖關療法」的壞處是短期內半數民眾確診令重症人數同比上升，擠壓醫療體系。但好處是洪峰快來快去，相信過了下個星期，內地很多大城市疫情高峰已過。大量確診者捱3、4天便康復，勞動力大量恢復，爆疫對社會影響的時間也縮短了，復常也更快，的確有長痛不如短痛的效果。
中國甚麼也是高速度，想不到爆疫也如是。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