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取消疫苗通行證，有一直反對疫苗通行證者大聲高呼，說他們挨了三年，最後終於勝利。
由於過去沒有疫苗通行證者，不能進入食肆等公眾場所，不接種疫苗者通常有兩個做法，一個是乾脆不進入食肆，只買外賣，另一個是借用他人的疫苗通行證拍照，進入食肆。
我對他們「勝利之說」，深感懷疑。他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主要是見到很多不打疫苗的人染疫都無事，就覺得根本不需要打疫苗，甚至認為這只政府製造出來的陰謀。這種見到「有人不打疫苗無事」的想法，與見到長期吸煙的鄧小平可以活到93歲，認為吸煙無損健康一樣，同樣是「以偏概全」的謬誤。
做人要安身立命，有科學思維，研究數據，分析機率，才是有效的方法。我們就看看特區政府詳細公佈的新冠死亡數據。
據政府對第5波疫情統計，由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12月21日，累計死亡人數11076人，其中一個死亡關鍵是沒有接種疫苗，死者當中，有64%的人沒有接種過疫苗，接種了1劑疫苗佔死亡人數的14%；接種了2劑疫苗佔死亡人數13%；接種了3劑疫苗佔死亡人數8%；接種了4劑疫苗只佔死亡人數0.8%。這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結論，打足4劑新冠疫苗，無論打科興或復必泰，死亡機會都極小。相反地，完全不打疫苗的人，是死亡的主要群體。
第5波疫情64%的死者沒有接種過疫苗。
香港現時已有691萬人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佔香港人口的94.8%。換言之，沒接種疫苗的人只佔總體人口5.2%。而5.2%的人口卻佔了死亡人數的64%，可見不打針的風險極高。
80歲或以上不打針的死亡率高達14.5%，等如7個當中會死1人。現實上有人見到另外那6個不打針染疫沒有死的80歲老人，就以為不打針都無事，這就是「以偏蓋全」，沒有科學地看機率。我形象化一點去形容這個14.5%死亡率，假如老人年青時一個班有40個同學，假設所有同班同學都沒有打針，這一班同學會有6個人死亡，非常恐怖。
而70歲至79歲的群組，無打針的死亡率是4.4%，等如23人中會死1人，即一班無打針的同學會死2人；60歲至69歲的群組，無打針死亡率1.6%，等如61人會死1人，即一班半同學會死1人。由此可見，對中老年人而言，不接種疫苗，死亡的機會相當之高。
不肯打針的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某種長期病患，覺得打針有風險。二是反對政府。分析第5波死亡者當中，有91%有長期病患歷史。正正就是長期病患者，感染新冠後更易死亡。所以有長期病患的人，諮詢醫生後，還是應該去打針。
當社會全面復常後，所有人都有機會多次感染，上述機率更會充份反映出來。
政府取消疫苗通行證後，並不等於不打針者的勝利，反而是他們面對更大死亡風險的開始。記住政府管不到你不是勝利，多次染疫後不死才是勝利。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