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精英化收獲成果

今屆奧運港隊取得佳績，劍擊男女子各得一面金牌，游泳至少得到一面銅牌，這是香港參與奧運以來，歷來最佳的成績。

運動員奪得金牌，其個人才能和努力，當然佔很大的比例，但是包括香港體育學院在內的本地培訓，以及政府的體育政策推動，綜合起來才能獲取成果。

在上一屆張家朗獲得奧運金牌之前，經常有人質疑香港投入大量資源對運動員進行精英化培訓，到底是否物有所值，又或是爭論香港的體育政策是否過度精英化，是否應該調撥更多資源作普及化推廣等等。不過，到今屆香港取得兩面金牌之後，恐怕大家都要承認，香港的精英化體育培訓，的確能夠取得成果。不要以為同一屆獲取兩面奧運金牌很容易，以今屆為例，開賽至今有些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亦不能拿到一面奧運金牌，其難度可想而知。

香港的精英化體育培訓，最遠可以追溯到1982年香港體育學院前身的銀禧體育中心成立之時。初期銀禧體育中心支持9項精英體育項目，到1991年改名為香港體育學院，後來設立分級的資助制度。到2002年政府重整體育政策，發表《生命在於運動》報告書，正式定下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的體育發展目標。當中精英化是指「展示在本地及海外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中的競爭實力」，核心繫於「精英資助評核準則」。體院取代康體局，直接負責精英運動員的培訓，後來康體局亦在2004年解散。政府後來更在2012年成立70億元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2018年政府再次向基金注資60億元，為體院提供穩定的財政來源，支持精英運動發展。

體院是按評分制度訂定資助的精英項目，以及對相關的精英運動員資助，評級每4年檢討一次，B級為7.5至10分，項目可獲體院提供一定支援。A級位最少10分，而且要成為奧運或亞運項目，可獲體院提供全面資助及訓練計劃，有總教練、運動科學和醫學及運動員發展計劃支援等，更有專屬的場地。而最高的A*級，運動員需取得奧運參賽資格，或在奧運、亞運或世界錦標賽中得獎，有關項目可再獲得額外資助。

過去在這個資助制度下，項目能成為A級至為重要，除了運動項目本身可以有充足支援外，運動員亦可保證在4年的資助期內，每月得到精英訓練資助，資助額按比賽規模和成績而訂，奧運或世錦賽獎牌得主，每年最高可獲40萬元資助，等於變成全職運動員，訓練期間無需憂柴憂米。現時體院約有1400名精英運動員，包括約600名全職運動員。

除了分級的資助計劃之外，還有體育設施的改善及運動員生涯發展，特別是針對運動員的學習和退役的長久關注，政府特別增加港將升學機會及退役前後的支援。

在2002年港府訂定體育精英化的計劃之後，至今22年後終於收獲良好成績，這是一個典型的制定政策、投入資源、良好執行和獲取結果的模式。當然政府投入大量資源，讓運動員進行精英化培訓，亦都有招來一定的非議，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部分運動項目不獲評比為高級項目，運動員對評分制度有意見，認為精英化去得太盡，太功利化，指政府「有獎牌就有資助」。另外亦都有更加哲學性的批評，指到底應該是走精英化的道路，還是走普及化的道路。

無論如何，港隊今次取在奧運取得佳積，很大程度證明精英化培訓是可以收獲成果。分級的評分和津貼制度其實一定程度等於高考，制度的確有一定的功利化目標，但是如果想獲取成果，不訂定指標，讓大家都朝向指標努力，其實是不會得到結果。

至於普及化的問題，其實香港獲得奧運佳績，是運動普及的最好推廣，如果香港無人獲得過奧運金牌，即使是有興趣從事專業運動的年青人，都不覺得未來有前途出路。但是香港接連獲得金牌之後，大家眼界都開闊了，無論是功利的動機也好，強身健體的目標也罷，相信都會有更加多的社會大眾，投入體育活動。

盧永雄

歷史經常重覆，玩政治的手法亦屬如此。最近的內地交流風波就是一個好例子。

上月底聖保羅書院一名中五男學生，參加公社科杭州交流團時意外身亡，校方和教育局指死者家屬不願意公開詳情，為尊重家屬意願，因此不詳細披露事件。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近日指出，對事件的調查已經結束，死者意外身亡與交流考察無關。本來是一件普通的事件，但是近日就不斷在網上發酵，變成政治事件。

在《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後，有人聲稱，不知道法律的界線在哪裡。其實看到一些對這件事的針對性報道和評論，就知道反對者很清楚法律界線在哪裡。本地的針對性報道尚算克制，但那些已經流亡海外的反對派媒體，就肆意創作，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不單針對死者的死因和死前的所謂細節，作出各種類型的揣測。有流亡英國人士搞的網媒引述所謂「網上流傳」，指「出事的家長被威脅如出聲就不能取回骨灰，所以成功掩口」。這些網上謠傳的內容，連一個消息來源都沒有，但是就被這些海外反對派網媒引述報道，假新聞由此而生，在社交媒體中不斷散播。和當日傳播太子站打死人的假消息手法雷同。

為什麽本地的反對派網媒，不會這樣報道，而海外的反對派媒體，就會肆意作假？這充份顯示，相關人等深明法律界線，有些人認為自己身在海外，就不怕胡作非為，都是作得就作，大膽散播。

特區政府陷入一個兩難處境，學生已經過世，家屬極度哀痛，希望校方和政府不要披露詳細，以免再被媒體炒作，徒添傷感。即使是傳媒採訪，都會經常遇到這樣的家屬要求。政府和校方尊重家屬的意願，合情合理。不過，不公開具體詳情，人道對待家屬的意願，又讓這些炒作者有造假的空間。

我個人支持政府這個做法，認為不應該在家屬的傷口上灑鹽，但認為要嚴厲譴責這些造謠者。不斷所謂「挖料」，散播虛假消息的人，很明顯有攻擊內地交流團的政治動機。隨後有新聞指有香港學生在黃山及韶關交流的時出現腸胃炎，這些人就順勢炒大，煽動師生反對到內地交流，無限延伸地質疑教育局推出的公社科內地考察計劃、姊妹學校計劃、同根同心計劃等內地考察項目，順帶質疑「內地考察對師生有多大益處」。

至此，反對者的套路已經完全暴露出來，就是把那些不相關的意外事件，用傳聞加鹽加醋，冠以政治色彩，最後服務於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是逼教育局不再推動學生到內地交流。

越是見到這些流亡人士借內地交流大做文章，越是讓人覺得內地交流有必要性，否則他們都不會借機起哄，想推翻這些計劃。

內地交流是提供機會給學生認識國家發展，培養其家國情懷，同時亦拓闊眼界，讓學生將來就業時有更加多的選擇，對學生的成長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相對於課堂較為被動的學習，學生能夠出外交流，無論是讀歷史說到三國時，到赤壁參觀時感到的興奮。或者是公社科講到國家航天發展時，親身體驗到海南文昌參觀航天基地。又或是交流之餘，與同學和老師課堂外的互動，都是有趣的學習經驗，比沉悶地聽課更加有趣。

雖然已經立了《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但是本地「軟對抗」或海外「硬攻擊」，仍然是禁而不止。一件小小的意外，就被大肆渲染，變成為想推翻內地交流的政治事件，反證了政府防範這些政治破壞，的確一刻也不能鬆懈，否則太子站事件很易重演。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