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環球股市急升,除了因為中美兩國元首將於G20國峰會上會面之外,週三結束的美國聯儲局會議,繼續暗示會減息提振美國經濟,對市場也有很大的刺激。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向號稱獨立的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施壓,逼他快速減低利率。現時市場相信特朗普多過相信鮑威爾,因為聯儲局開會之後公佈出來的聯儲局官員對聯邦利率預期的「點陣圖」,顯示他們估計2019年美國的利率平均為2.4厘,和目前差不多。但據美國聯邦利率期貨交易數字顯示,市場預計今年會再減息三次、合共減息0.75厘的機會超過41%,反映市場預計美國減息幅度遠高於聯儲局所預計的。換句話說,市場較相信特朗普。
美國有減息的趨勢,歐洲亦有意鬥減。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拉吉在6月18日的歐洲央行年會上說,「如果歐洲通脹未能達標,進一步削減利率是政策工具的一部分。繼續進行量化寬鬆(買債)計劃,仍有相當大的空間。」
特朗普聽到德拉吉這番話後,大發雷霆地說,歐洲有意圖刻意弱化歐元,藉以取得貿易優勢。美國研究機構艾克森數據公司分析,如果歐元兌美元跌破1.1的關口(現價1.1305美元),特朗普將大為震怒,並會祭出大幅加徵歐洲汽車關稅的手段。
特朗普一方面透過以增加貿易夥伴關稅的威嚇,以拿到更好的貿易協議;另一方面是推行弱美元政策,去推升美國出口。
特朗普批評中國借人民幣貶值,去沖銷對美國加徵中國貨品25%關稅的影響。事實上,由於貿易戰對中國的衝擊比美國大,所以人民幣相對於美元弱化,是正常的市場反應。但隨著美國減息步伐臨近及貿易談判重開,人民幣已經從低位反彈。很明顯,特朗普是把貿易戰轉變成貨幣戰。他這個策略是要防範萬一與中國貿易談判失敗,美國還可以透過美元貶值去刺激出口,是一個有兩手準備做法。那麼,到底中國應該如何回應?是人民幣與美元競相貶值,還是要另尋出路呢?
前高盛的資產管理主席奧尼爾(Jim O’Neil),他是創出「金磚四國」這個名字的前高盛策略師。他最近接受訪問時表示,人民幣不應該進一步貶值,剛好相反,人民幣應該盡量維持穩定,並儘速國際化,便可以挑戰到美元的地位。他認為中國不應該借人民幣貶值來增加對美國的優勢,而是應該強化人民幣全球地位去挑戰美國。唯一能夠改變美元壟斷的因素,就是有另一隻真正的、長久的替代貨幣,可以讓投資者有選擇。
奧尼爾認為,人民幣貶值雖然可以增加出口貨品顯得便宜,但長遠會削弱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另外,他亦提到中國應該透過增加消費者購買力來強化其全球位置,因為中國消費現時只佔GDP的40%,而美國消費則佔GDP的70%。未來20年,美國消費者很難繼續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環球經濟的主導力量。相反地,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力會繼續增長,最終成為一股推動全球經濟的最大動力。奧尼爾的講法相當有趣,與時下一般的想法不同。他覺得中國不應與世界對立,透過沽售美債去損害美國,而是應該倒個頭來深化和環球金融體系的關係,強化人民幣以挑戰美元的位置。
中國正與美國競賽,在貿易戰開打下,誰的經濟靭力較強,未來的發展空間較大。未來也會是一個貨幣戰爭的世界,如果有一隻貨幣可以挑戰到美元的壟斷性地位,恐怕對美國的衝擊,真的會較中國沽售美債更大。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