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對話錄3】民生沉屙，何以破解？（下）

一個老人貢獻了一生給社會，為何老了，失去工作能力了，便要睡在街頭的手推車上?  側臥在板車上的是一位約70歲的婆婆。大部分港人還在睡夢中時，她就帶著拾荒得來的大包小袋到通州街天光墟擺賣。很多時候，她因疲倦蜷縮在板車上，不經意就睡著了，過一個晚上。圖片：Lam Chun-tung/SOCO

香港，曾經的漁村小島，如今的國際都市，曾經輝煌璀璨、在世人夢中，一度風雨激蕩、讓世人灼心。

在這小島上，名牌店林立、很多人手上帶著$7萬元的Rolex、拿的是Louis Vuitton手袋、穿的是Gucci皮鞋、開的是$100多萬的Tesla房車、生日吃的是Cova蛋糕、中上流社會的人最愛的是半島酒店的下午茶。

在這小島上，亦有人在暗夜呐喊，在街頭拾荒，貧窮、彷徨，乃至無家可歸。他們與中環的一群人一樣，存在於這裡，生活在這裡，為理想而戰，也會因現實低頭。

2019年，修例風波猝然而至，城市被攪動，社會被撕裂，多少日夜火光沖天。中央出手，警隊奮戰，立國安法，改選舉制度，大破大立中，香港「出死入生」。誰會想到，最大的危機竟帶給香港最好的機遇，讓破解香港深層次問題、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迎來曙光。

民生，民情，民本，終究要為了市民的美好生活。去“泛政治化”後，香港能否贏這一場仗，視乎信心與決心。

靖海侯和李敏妮意欲發掘香港沉沒已久的聲音，把它們重現，將社會應有的關懷引導至那些理應被關顧的人群。

本期將要繼續關於民生問題的對話，剖析它的沉重與緊迫，並在香港將要開始的新篇章中，定位它的重要性。

這一期，將分兩集推出。此乃第二集。

在香港，老人貧窮嚴重，每3名長者，便有一位活在貧窮線下。圖中的拾荒老人途經中環的奢侈品店，華麗的櫥窗與其貧乏成強烈對比。圖片：歐新社

1) 多年來，丁屋政策被批給予原居民特權，引發社會不公，大大減少土地影響公屋供應，不斷被民間團體要求廢掉。1月14日，高等法院上訴庭在丁權司法覆核案中，判定整套丁屋制度均屬原居民傳統權益，受基本法保護。丁屋權是港英政府曾經對原居民的政策承諾，但如丁屋政策繼續存在，會引起什麼社會問題？基本法第四十條訂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基本法的保障如何處理？多年來官員不敢動丁屋權一根頭髮，這與政府要依靠鄉事勢力支持的政治原因有關嗎？

靖海侯：“丁屋”是個歷史問題，也是個法律問題，目前來看沒有好的解決辦法。甚至某種程度上，比收回新界棕地更複雜、更困難。基本法沒有寫明丁屋，但給出了保護新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的規定，正如高等法院此前的相關判決，丁屋現在已被視為他們的“合法傳統權益”了。雖然有不公平的一面，但可能還得依法辦事，今後再通過法律管道妥善解決此問題。

李敏妮：首先我要申報利益，我是新界原居民的後裔。由於我是女孩子，根據政府的「小型屋宇政策」，我是沒有資格申請興建丁屋的，而我的男性兄弟是可以的。但我不會因為家族會從中得益，而支持丁屋政策。這個政策從一開始已經是錯的了，政策本身是不平等的：只有新界的男丁才可以建屋，為何市區的男人不可以？

1972年，港英政府計劃發展新界，大量向新界居民收地興建新市鎮，為了得到原居民支持，於是制定了「小型屋宇政策」，俗稱“丁屋政策”。當時政府說的原意是讓當時住在舊村屋的原居民獲得較佳的居所作“自住”。但今天政策已經被濫用，成了原居民和地產商的發財工具，興建丁屋作樓盤發售。舉例在粉嶺郊區，每幢丁屋的售價大約是1300萬，扣除建築成本200萬後，發展商的利潤是1100萬左右。為何地產商可以利用丁屋發展物業，顯而易見就是套丁（原居民將自己興建丁屋的權賣給地產商，現在的市價是二到三十萬元一個丁權），蒐集足夠的丁權之後，地產商便可以興建屋苑出售。

靖海侯：丁屋問題，反映的還是房屋問題。社會對此問題有爭議，本質上還是希望獲得房屋上的平等權益。

李敏妮：不平等權益就是問題所在。現在批核興建丁屋的數量越來越多，同時社會越來越多人沒有屋住，政策持續擴大社會的不公，讓原居民有特權，而引發民怨。丁屋政策另一個最大的影響是耗盡土地資源。根據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2018年4月的報告，香港有若700個地帶（包括642條鄉村）已定為鄉村式發展地帶，即V-zone，讓原居民興建丁屋。這些V-zone共有3378公頃土地（3億6千3百萬平方尺），大部份在元朗、北區、大埔、西貢等地。我要求Danny幫手做一個粗略計算，如果用這規模的土地興建公屋，把一些不適合的用地以及公共空間撇除後，估計可以建成368萬公屋單位，安頓956萬人口，足以供應住所給現時輪候公屋的26萬戶家庭卓卓有餘。

靖海侯說：「丁屋問題，反映的還是房屋問題。社會對此問題有爭議，本質上還是希望獲得房屋上的平等權益。」給予新界男性原居民特權興建小型屋宇的丁屋政策，持續擴大社會的不公。1972年訂立的政策今天已經成為原居民和地產商的發財工具：地產商向原居民購買足夠的丁權後，便興建豪宅（見圖）出售。圖片：彭博社

香港有若700個地帶，共有3378公頃土地，被規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讓原居民興建丁屋。如果用這規模的土地興建公屋，粗略估計可以建368萬公屋單位，足以供應住所給現時輪候公屋的26萬戶家庭卓卓有餘。 圖片：網上

靖海侯：在丁屋問題暫時不能解決的情況下，特區應該更多從“增量”上做文章，比如填海造地。這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尋求可行之策。我想特區政府所以沒有推動改變丁屋政策，也有在丁屋之外尋求解放方案的意思。至於其中是否有政治原因，最好還是不要臆測。畢竟新界原居民也是香港一員，他們維護一直擁有的“權益”，是合情合理的，不能指望他們自覺且主動讓渡這方面的利益，這不是他們的責任。

李敏妮：這是非常現實的，他們一定不會自覺的放棄自己的利益。一說到錢，誰人願意為了公義而放棄？身為大埔原居民的Danny是萬中無一的例外。在英國長大的他，20多年前回流香港，他大可興建丁屋圖利，但他不會這樣做。為何他會有這種思想？他說，離開英文虎報之後，他曾經在測量師行工作過，負責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外判項目，獨自檢驗幾千間新建成的丁屋，分佈新界各區，親歷丁屋政策的不公平。「我認為社會已經轉變，丁權不應存在，因為它是一個不公平的資源分配。」

丁屋的問題不一定是死結。先不說基本法可否修改，或是再釋法，這是非常大的動作，可以留待問題解決不到的時候才考慮，政府是可以用一些方法解決的。我最近和一個新界的年長非原居民談論這個問題，他說的話令我佩服民間的智慧。他說：「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只要政府訂明丁屋除了自住之外，不可作其他用途，包括出租及出售。如丁屋只可自住，每個原居民最多有一兩個男丁，他們都住不了那麼多地方，不會浪費金錢興建那麼多丁屋。如果不可出售圖利，他們也沒錢建屋，自然就沒有人申請興建丁屋了。」

丁屋政策的爭拗已經幾十年，其中一個保護罩是代表原居民權益的鄉議局，但現在中央改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政治問題解決了，踢走了反對派，政府在很多工作上解除了綁手綁腳，被增權了（empowered），不需要再靠鄉事勢力支持，相信官員將可按著道理辦事。丁屋問題真的不可再拖，原居民的後代只會越來越多，當他們耗盡了三千多公頃的V-zone土地之後，必會威迫政府按照基本法增加v-zone給他們建屋，否則違反基本法。政府必須在不違反基本法之下用智慧解決問題。

靖海侯：我同意這位新界長者的觀點，對丁權加一些限制是有必要的。

李敏妮說：「丁屋問題真的不可再拖，原居民的後代只會越來越多，當他們耗盡了三千多公頃的V-zone土地之後，必會威迫政府按照基本法增加v-zone給他們建屋，否則違反基本法。政府必須在不違反基本法之下用智慧解決問題。」圖片：明報

2) 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在政策介入後，仍有39萬65歲以上的長者活在貧窮線下，佔老人人口的32%，即每3名長者，一位是貧窮的。香港老人不但活在貧窮中、也面對嚴重的醫療和照顧不足。隨著香港人口急速老化，以上種種問題將愈趨嚴峻。香港老人的景況是否反映政府的安老政策嚴重缺失？政府應該怎樣改變政策，改善老人生活？

靖海侯：發達地區或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個普遍問題，香港也一樣。據瞭解，香港目前65歲以上老人有135萬，占香港總人口的兩成；而據推算，到2040年，香港老齡人口將達總人口的1/3，情勢已經很嚴重了。社會的老齡化急劇加速，必然帶來一系列緊迫性的問題，比如老年服務基礎設施的不足。所以我們要客觀看待該問題，不能簡單歸咎于政府安老政策。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不能簡單歸咎於政府工作不力，但不能否定政府在此問題上的責任。1.社會的老齡化是個過程，政府本可以超前謀劃和作超前安排；2.應對老齡化的各項工作有輕重緩急，對老人急需的給予滿足當時優先項；3.社會的老齡化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可以產生“銀色經濟”，塑造形成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這方面特區政府需要啟發和動員社會各方面一同參與。

李敏妮：香港的老人面對的問題，源於香港沒有一個長遠和周詳的安老政策，支援老人的需要，包括收入減少、醫療開支大、和缺乏照顧。這問題會在未來人口快速老化下，形成香港的一個巨大挑戰。政府對老人支援的不足是整體香港人的憂慮，在我們年青時已經開始，大家都一直想：「老了怎麼辦，誰人照顧我們？」除了一些富有人家的長者不用擔心沒有依靠外，大部分香港的老人都活在憂慮及缺乏中。政府的安老政策的一個大問題是沒有“全民退休保障”，何喜華說，「全民退休保障，由我入行已經開始講，講了40年，但政府也不做，因為不想承擔財政。」他說，這個跟商界一直反對有關。

雖然貧窮的老人可以申請綜援金，金額由每月三千多元至六千多元不等，但資產上限是五萬港元，否則便不合資格。近年政府對老人的支援改善了一點，推行了長者生活津貼，高額津貼為$3815（資產上限HK$159000萬），普通額的是$2845（資產上限HK$365000），但沒有類似綜援的租金及醫療津貼。但我們要明白這些資助只是一種安全網，僅夠糊口。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很多長者不能退休，但他們可以做的都是勞動工作，例如酒樓洗碗，商場清潔、保安等。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長者勞動人口較10年前高出一倍有餘，在職長者的數目由45200人大增至153600人，佔長者人口的12.4%。何喜華形容，「在香港，人老了，如沒錢，是很可悲的。」這句話道出了老人的悲歌。

靖海侯：我有同感。在香港，我接觸過不少老年人，還和一些老年人成了朋友。他們其中不少，確實活得很辛苦。比如，有的70多歲了，還不能在家安享晚年，還得出去打工；有的拾荒老人，淩晨推著板車收拾垃圾，腰弓的厲害，疲憊之態讓人看著痛心。但我覺得他們不可悲，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合法賺錢、補貼家用，甚至是讓人敬佩的。

靖海侯說：「在香港，我接觸過不少老年人，還和一些老年人成了朋友。他們其中不少，確實活得很辛苦。比如，有的70多歲了，還不能在家安享晚年，還得出去打工。」林偉球近年轉做屋邨清潔工，每天混在擠滿垃圾車但通風欠佳的垃圾房，接下從垃圾槽扔下的一袋袋垃圾，一車接一車。下班後趁街市收檔時買些鴨脖子，一包可以吃上數餐。圖片：Lam Chun Tung/SOCO

70-歲的黃笑英每月領長者生活津貼二千多港元，但不夠生活開支，她不時出外找工作，做替工。對她來說，退休只是童話故事！圖片：Lam Chun Tung/SOCO

李敏妮：您很關心香港人，我聽到很感動。拾荒老人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我今天與一位年輕社工談過，他的機構在北區開展了幫助老人拾荒者的計劃，自計劃於2019年開始後，他在上水，粉嶺和大埔找到100多名拾荒老人，年齡由60多歲至90多歲。由於害怕社會對“綜援養懶人”的標籤，只有少部分領取綜援，其他都依靠長者津貼生活。這些老人由早上六時開始，到附近的藥房街市商店拾取紙皮和鋁罐，到晚上商店關門為止，有一些晚上還會拾荒至淩晨。一天到晚的辛勞，只換來幾十元的收入，用來幫補生活開支，還有些有行動不便的老伴在家等候他們照顧。

我聽到他們找到的物品的回收價格很傷感，紙皮的回收價每公斤只有HK$0.7，執多少才可以賺取一元？鋁罐五仙子港元一個，幸運的找到20個汽水罐才有一元。他們常常被紙皮鎅破手，有時推車過馬路會被車撞到，長期的彎腰也令他們身體變形。「一位60多歲的婆婆，我最初在粉嶺火車站見到她的時候，她的腰還是直的，由於幾年來的拾荒，她的腰已經彎曲了。」 社工Tom說。

靖海侯：這樣的拾荒老人在香港似乎很常見了。我想說的是，老年人終究要有老年人的生活狀態，他們可以有自我選擇，但出去打工成為不得不為之的選項，就是社會的悲劇了。我到香港後，才知道香港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很驚愕。因為內地整體發達程度尚不及香港，但內地已經建立了覆蓋幾億人的退休保障制度，很多老人五六十歲一退休就過起了逛公園、看孩子的悠閒日子，香港這樣不正常。

李敏妮：「我聽到他們找到的物品的回收價格很傷感，紙皮的回收價每公斤只有HK$0.7，執多少才可以賺取一元？鋁罐五仙子港元一個，幸運的找到20個汽水罐才有一元。他們常常被紙皮鎅破手，有時推車過馬路會被車撞到，長期的彎腰也令他們身體變形。」圖片：亞洲週刊

靖海侯說：「我到香港後，才知道香港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很驚愕。因為內地整體發達程度尚不及香港，但內地已經建立了覆蓋幾億人的退休保障制度，很多老人五六十歲一退休就過起了逛公園、看孩子的悠閑日子，香港這樣不正常。」圖片：明報

李敏妮：大陸的老人家，其實好幸福。由於內地政府的超前安排，老人都有退休保障。在香港，貧窮老人的生活固然不好過，中產的也活在擔憂中。由於沒有退休保障，再加上老年所需的醫療開支龐大，長者怕排不到公共醫療，很多老人就算手上有一至二百萬，都不敢亂用錢，因為要留著錢看醫生，平日要壓縮自己的開支。

長者不敢用錢的另一個主因，就是要支付昂貴的私人老人院費用，沒有收入的老人家是難以負擔的。這是由於低收費的政府資助護理安老院宿位長期嚴重不足，輪候人數由2016的33368人上升至2019年的40000人，但同一期間，宿位只增加2000個，平均輪候時間為3至5年，還有每年新增輪候個案約15000人。從事老人服務的一名資深社工說：「那些幾乎癱瘓而需要高度護理的老人要等最少5年，才可申請到政府資助的護養院，但他們身體那麼弱，很多長者等到死了也未排到。」這是鐵一般的悲劇：根據3月28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的網誌，輪候期間逝世的長者數字每年增加，由2016年的6104人上升至2020年的7024人。

為何政府資助的老人院舍那麼缺乏？社工說，政府沒有撥地興建老人院，也不想支付沉重的費用照顧老人，因為按照政府的標準，老人院舍要有足夠的設備及醫療人手，政府不想負擔這個責任（雖然政府每年的財政盈餘逐年增加，但政府的公共開支只佔GDP的20%左右），便把長者轉嫁到私人市場。大部分等不到政府資助的院舍的長者（7成左右）唯有入私人安老院，但私院良莠不齊。即使政府買位的甲級私院，質素亦很參差，前線人手嚴重不足，很多甚至沒有全職護士和物理治療師。由於等候入住甲級私院也需時，於是大量的老人便進入費用昂貴的私人院舍，平均每月$8000至$15000，會很快用盡他們的積蓄。

私人安老院缺乏政府監管，因此被形容為「人間地獄」。「所以老人家死也不入老人院，入去如同等死。」該社工說。大部分私人老人院空間擠迫，老人多是沒有獨立房間的，只睡在床位，缺乏活動空間。一間新界村屋便可以做老人院，裏面的老人只被供應幾餐，由於人手不足，每天安排他們離床走走實在是遙不可及，令他們長期缺乏活動。過往私人院舍也發生了一些虐老事件，包括老人院把老人放在天臺全身裸體一起沖涼，照顧員以老人的糞便餵給老人吃。沒有人手全天候照顧下，院舍會在白天綁起老人，以防跌倒。該名社工說：「照顧者訴說，由於他們失禁，會弄到全身糞便，由於痕癢，令他們不由自主用手抓身體至流血。」在一些院舍，長期臥床的沒有人翻身，身體長滿褥瘡；老人沒有人幫他們換尿片，尿道發炎。很多老人沒有人理，除了沖涼的時間，長期睡在床上，身體日漸萎縮。「所以入住院舍，有些長者身體狀況會越來越差，照顧需要就更大，就越少人入行，照顧人手更嚴重不足，照顧就更糟。」 社工說，私人院舍面對不斷加租，收入的六成都用於支付租金，他們還要應付人工和食材費用，因此“將貨就價”，影響照顧長者的質素。

大部分私人老人院空間擠迫，老人多是沒有獨立房間的，只睡在床位，缺乏活動空間。很多老人沒有人理，除了沖涼的時間，長期睡在床上，身體日漸萎縮。 社工說：「所以入住院舍，有些長者身體狀況會越來越差，照顧需要就更大，就越少人入行，照顧人手更嚴重不足，照顧就更糟。」圖片：網上

靖海侯：“人間地獄”的說法讓人震驚，凸顯了相關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安老政策不能與時俱進或不系統，也與長期以來香港政治局面不穩有關。社會“泛政治化”，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太多資源和精力被投放至“內耗”上。隨著香港國安法施行、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特區治理效能提高，我相信港府會有更多精力投入老齡化社會建設上。無論是發展經濟還是改善民生，都會貢獻該問題的解決。

李敏妮：我也對香港的革新充滿信心。反對派令很多議題討論停頓是一個問題，但說實話，我見不到建制派在議會上有多關心弱勢社群。香港的老人生活很苦，我認為錯在整個社會，不單止政府。做了兩年社工幫助拾荒者的Tom，我問他有什麼感受？他說他感到很傷感，看到社會對貧窮老人的苛刻。「如果這些拾荒的老人到茶樓飲茶，或是穿一件好一點的衣服，其他人就會不高興為何執紙皮的也可以喝茶，認為窮人不應享受生活。」

有什麼的社會，便有什麼的政府。由於市民沒有這個認知去改變，政府便應牽頭改變。政府要以防止長者貧窮為目標，多方位改善其安老政策：1）全面實行三方供款的（僱主、僱員及政府）的全民退休保障，2）增撥資源，增加老人社會福利及醫療服務，3）覓地加快興建老人院，4）加強在社區對老人及其照顧者的支援，讓他們可以在家安老。

靖海侯：是的，政府有很多方面必須行動起來。其中，施行全民退休保障，作為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趨勢，就是必要且必然的。香港有家底，在這方面沒有不做的理由。工商界或反對此政策，只能說明他們“太自私”。特區政府應該拿出魄力和決心來，強制推動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讓各界依法嚴肅履行相關責任。縱然付出一些“代價”也是值得的。

Tom在北區找到的拾荒老人，由早上6時開始工作，到商店拾取紙皮和鋁罐，一直到晚上商店關門為止，有些長者還會繼續拾荒至淩晨。一天到晚的辛勞，只換來幾十元的收入。Tom說：「如果這些拾荒的老人到茶樓飲茶，或是穿一件好一點的衣服，其他人就會不高興為何執紙皮的也可以喝茶，認為窮人不應享受生活。」

3) 近年民生問題加速，跟社會政治化有關嗎？在近年絕少報導民生議題的傳媒應否負責？

靖海侯：香港社會“泛政治化”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但不可避免地造成民生問題的惡化。原因有5個：1.資源和精力投放上，因為政治問題焦頭爛額，讓社會各方無暇顧及解決民生問題；2.政治上紛爭不斷，會將民生問題“政治化”，扭曲並誤導了民生問題的解決思路和解放方案；3.政治問題不能解決下，有些混入政權機構的反中亂港分子甚至會利用建制平臺和資源，故意製造民生問題；4.政治問題常年成為社會焦點議題，會轉移社會注意力，讓人忽視了民生問題的具體表現和深層次的一面；5.行政與立法關係緊張，會讓港府推出的民生舉措夭折，打亂港府解決民生問題的規劃和節奏。

李敏妮：我們從香港兩次的亂局（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可以看到一個現象：背後有一個力量，創造並動用黃藍陣營，互相爭鬥，反政府，令香港陷入紛亂和撕裂中，令市民沒有空間追索民生問題的其中主因：地產霸權。您之前說到：「在前幾年香港的示威遊行中，我們還會經常看到“打倒地產霸權”的標語，這幾年已經很少了...相關問題在持續下沉」，我們的觀察不謀而合，對話真是找尋真相的過程。

如社會的注意力從住屋問題轉移到政治鬥爭上，社會上便不會有壓力給中央和政府解決高樓價的問題，誰人會得益呢？何喜華告訴我，每當「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到地區舉行公眾論壇，諮詢市民其增加土地的方案時，很多自稱是勞工和環保團體等激進組織會出來反對，但他指，這些團體都是同一班人來的。他說，他們的矛頭不是去解決房屋問題， 變了要政府不准大陸人來。「這變了是政治問題，他們不滿這個政府，要全力在各個陣線與政府抗爭，巧立名目 ，有沒有人背後給他們錢，我不知道又不想說 ，亦不出奇 ，大有錢人在背後洗一點錢，很出奇嗎？」我對這些質疑沒有答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何喜華說，每當「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到地區諮詢市民有關增加土地的方案時，很多自稱是勞工和環保團體等激進組織會出來反對，但他指，這些團體都是同一班人來的。圖為2018年8月小組最後一場公眾論壇，有出席者播鳥叫聲反發展郊野公園。圖片：香港01

靖海侯：社會政治化對於解決民生問題的影響是現實的。我們舉幾個例子：比如興建公屋計畫，比如填海造地，比如港珠澳大橋的建設，不少都是因為受政治問題影響而流產、擱置、延期。一個更具體的例子是，此前港府意延長產婦產假，在立法會也耽誤了不少時間。或者說，不為社會“去政治化”，解決民生問題就會有掣肘，就不能一以貫之，“一張藍圖幹到底”，就無法整合社會各方資源，共同貢獻問題的解決。

李敏妮：我也舉一個例子，今年2月，一個關注安置政策的組織，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公佈他們早前訪問百多名居住工廈、天臺屋、僭建劏房等住戶，發現超過60%受訪人士居住這類居所超過3年，近半輪候公屋超過五至七年仍無法上樓，而遭逼遷時，便陷入劏房搬劏房的苦況。他們找了兩名二十來歲的失業散工少女，訴說他們以月租$500與陌生人分租半個床位共睡，住在一個300呎天臺屋，單位住了9戶。報導的留言令人心寒。藍民見到其中一個少女染了髮，就認定她們是曱甴、演員、賣國，而她們的現況是攬炒香港的結果，一個留言寫到：「死曱甴冇錢租樓？但係有閒錢去做頭髮顏色？」黃民說他們是窮大陸人，大陸那麼好不應來香港，取消150名額吧！其中一個說：「支持低端人口離港」。

我從沒有試過看留言看到想哭，政治化的香港令人變得瘋癲和冷漠。香港人已被政治沖昏頭腦，相信觀感，留言自編自導故事。一個很值得同情的社會故事，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抨擊，整個社會是房屋問題的受害者，但竟然認為受影響的人不值得幫忙，這又怎能推動政府改變呢？

今年2月，一個關注安置政策的組織，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們找了兩名二十來歲的失業散工少女，訴說他們以月租$500與陌生人分租半個床位共睡，住在一個300呎天臺屋，單位住了9戶。可是，一個很值得同情的社會故事，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抨擊，反映政治化的香港令人變得瘋癲和冷漠。圖片：網上

靖海侯：這裡面有傳媒引導不足的責任。香港傳媒對民生議題缺乏關注，也是社會“泛政治化”造成的。香港輿論生態本就不健康，常把民生問題不視為民生問題，而轉為政治問題報導，在輿論導向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們當然要負責任。

如傳媒能夠客觀全面報導民生問題，可以引起社會關注，港府再根據社會關注度安排行動方案，吸收各方智慧，這才是良性的輿論監督機制。事事都扣上政治的帽子，利用民生問題反政府、反體制，怎麼可能找到解決民生問題的具體方案？或者我們可以說，香港一些傳媒根本就不想致力於推動解決民生問題，他們對輿論監督和社會責任的理解出現了嚴重的偏差。

李敏妮：您道出了香港傳媒早已拋諸腦後的責任，真心為社會努力的傳媒實在令人懷念。傳媒在社會的角色是領導性的，帶領人們思考問題，但回歸以後，香港的傳媒變得被動，被政治氣氛牽著走，之後更成為「幫兇」，煽風點火，以政治包圍整個社會。傳媒政治化香港的情況在佔中和反修例運動中變得更嚴重，培養了無數為政治瘋狂的讀者，成為惡性循環，媒體為了取悅他們培養出來的讀者，只有繼續充斥政治新聞。過去幾年，媒體裡9成9都是政治新聞，極少見到有關民生的報道，社評也不會去為弱勢社群發聲，深入報導更是少之又少。對民生問題，傳媒蓋上眼睛，視而不見！何喜華說，每一個他們想表達的民生議題，都會被傳媒扭曲成政治新聞。「有時有些民生故事能夠找到版位報導，已是非常幸運的了，傳媒報導的全部是那些政治議題...弱勢社群是真的變了弱勢社群，已經失去聲音。」

傳媒沒有做到反映社會的使命，影響深遠。傳媒不報導，民生的問題又怎能在社會上被討論？市民被蒙在鼓裏，又怎能製造輿論，令當局正視問題而作出改善？問題只會沉底！不單如此，在傳媒沒有正確教育公眾下，市民容易跟著政客的版本，錯判社會問題，動不動就上街，政治新聞便沒完沒了，民生問題繼續被打入冷宮。傳媒不全面和持平地報導民生問題，如同隱瞞社會真相，是以另一種方式誤導市民，問題會變成隱沒了，直至有天爆發成為政治炸彈。民生的問題遲遲未能得到解決，傳媒是幫兇。

靖海侯：某種程度上，傳媒就是幫兇。

4) 大陸有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包括多年前已引入僱主及僱員供款的社保（退休保障）、醫保（醫療費用）、以及公積金（預備低息買樓）。去年開始，中國內地銳意幫人民脫貧，官員會到鄉村搜索無依無靠的窮人，安排住屋及生活所需給他們。眼見香港受困於水深火熱之中，為何中央不帶領香港政府用同樣的方法改善民生？中央應否動用其對香港的管轄權，於香港落實內地有效的民生政策，幫助香港解決核心民生問題？

靖海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國家執政黨的宗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指導思想，改善民生工作一直是中央施政的重中之重。

李敏妮：說實話，由2019年的亂局開始，我已經很希望香港快點在未到2047年前與國家協同。我講這一句，一定被朋友說我「左膠」，染紅了！我不怕被人貶低，我只跟著真理走，真理是我的引領者。我只想說，這一年多是我尋找社會真相的過程，有時以為找尋到真相了，原來只看到問題的一小點，再追查下去，又發現多一點。有時以為事件是這樣，後來又發現自己看錯了。所以未到最後，我也不會認為自己已經找到真相。希望香港人也有這個「追求真相」的態度去看中國，為何我們要給自己曾經認定的觀念困住了，而不用一個open-mind去瞭解中國。看一看中國今天的社會福利，讓人民有一個平安的生活，但在香港卻從沒有找到。香港有的是那種不受控的「自由」，坐大各種的霸權，最後又令我們不自由；反而我們認為「不自由」的中國，又令人們心靈及身體上得到自由。

靖海侯：很多資訊被扭曲了，造成了兩地間嚴重的資訊不對稱。比如脫貧工作，從2012年底，中央就提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在貧困的老鄉能不能脫貧”，承諾“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其後8年，中央、省、市縣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近1.6萬億元，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200萬名鄉鎮幹部和數百萬村幹部到扶貧一線工作，其間甚至還有1800人犧牲在脫貧攻堅路上，最終在2020年實現了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靖海侯說：「從2012年底，中央就提出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在貧困的老鄉能不能脫貧”，承諾 “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

李敏妮：中國做事的速度、信心、和組織性令人驚嘆。相反，香港政府的民生策略，歸納一句，就是無策略。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無論哪人是特首或財爺，都是「斬件式」的計劃，沒有連貫性，就是見到那年有什麼問題，就在那年的財政預算裏面弄一個半個計劃出來，例如派錢向市民交功課，對問題小修小補，對改變民生，出不了什麼長遠作用。

中國這些工作真的令我感動，找到關心人民的執政者，夫復何求？

我與幾個來自國內在香港定居的朋友談話，她們說近年中國人的生活是很舒適的，介紹中央怎麼讓人民有一個安心的生活，包括安排由僱主和僱員供款的 1）公積金幫助人民置業，2）醫保支付醫療費用、3）社保提供一個不用擔心錢的退休生活（一個退休的老師每月有$7000人民幣元退休金，一個退休的報館編輯每月有$9000人民幣，鄉村的退休人士也有很好的社保金）。這反映中國改善民生的策略是有遠見的，有決心的。香港要向中國學習，如果內地人在網路上這樣說，就立即被黃絲罵他為“5毛”。作為關注弱勢社群的記者，我多年來見盡香港政府的民生政策的弊病，整體就是沒有決心及信心，與中央的策略性方針成強烈對比。

靖海侯：在內地脫貧攻堅上，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扶貧精神，是對扶貧工作的高度重視、全力投入和久久為功的意志和信心。4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前言部分明確提出：“貧窮不是命中註定，貧困並非不可戰勝。中國減貧的實踐表明，與貧困作鬥爭，最重要的是勇氣、遠見、責任和擔當。” 香港要解決人口貧困問題，我想首先要樹立的也是這種精神。在幫助貧困人口如何脫貧上，內地已形成一套系統有效的經驗方法，這些都值得香港借鑒。

中國在內地多個省市推行「勞動扶貧」，李敏妮說：「中國這些工作真的令我感動，找到關心人民的執政者，夫復何求？」圖片：明報

李敏妮：我其中一個來自四川的朋友說，內地的地區幹部近年會到村子裏面找出貧窮的人，去幫助他們，沒家的給他們住所，給他們食物和錢生活。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政府會千山萬水找窮人出來去幫？我心想，這些窮人被拉出來過好的生活，香港的反對派和西方國家又會否說這是違反人權呢？

靖海侯：但正如我前面所講，解決民生問題主要是特區自己的事，中央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支援，但主要工作還是需要特區來做。實際上，如果特區自己對解決民生問題沒有系統思考、科學謀劃，不能壓實責任、主動作為，相關工作不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工作成果也不可能穩固下來且具有可持續性。

李敏妮：問題就是香港政府會不會主動去學習中央的策略？如果它真有心向中國請教，回歸第一日就已經開始發生。由於中聯辦的其中一個職能是：「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從這一個管道，中聯辦與港府是否可以開始一個交流， 中央可以提出支援，作為mentor，幫助香港官員瞭解國內策略，從而一步步成立一個有系統改善民生的政策。

靖海侯：香港中聯辦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

李敏妮說：「中聯辦與港府是否可以開始一個交流， 中央可以提出支援，作為mentor，幫助香港官員瞭解國家策略，從而一步步成立一個有系統改善民生的政策。」圖片：香港01

5) 香港的商界一直認為貧富懸殊是自然的，窮人應該靠自己的努力向上爬，不應靠政府，你認同嗎？香港商界和大地產商是否政府改善民生的阻力，這與自由經濟有關嗎？自由經濟對香港重要，還是人民生活重要？改善民生只是政府的責任嗎？商界以及市民又有否責任？

李敏妮：要減少貧窮，政府要做的就是增加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防止地產霸權和各種壟斷等，但大商家一定反對的。他們最喜歡用的藉口是：窮人要靠自己向上爬，我都是住板間房出身的，都是自己捱出來的，我的財富是我雙手創造出來。社會已經轉變，在60至80年代，香港仍然是世界工廠時，香港人是可以靠一雙手向上爬的；但今時今日的香港，政府取消向小販發牌多年，在街擺賣是非法的，經濟來源狹窄，知識型經濟，大學生比比皆是，中下層的年輕人還能向上流動嗎？以往白手興家的香港仔故事仍能重現嗎？官員最清楚答案。

靖海侯：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有兩個主要路徑：一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給貧困者以支援；二是調整既得利益格局，通過經濟改革推動利益重新分配，從源頭上施加作用。這兩個路徑也就是“輸血”和“造血”的意思，是需要統籌推進的。而要調整既得利益格局，不免要讓一些既得利益者讓渡利益，導致他們的反對，這是改革的必然。但若因此而逡巡不前，讓問題做大，就會傷害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所以真正的改革就是要“啃硬骨頭”，敢於亮劍，政府真要決意改革，就得有擔當，在依法的前提下果斷推進。

靖海侯說，解決貧富差距，有兩個主要路徑：一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二是調整既得利益格局，但提醒改革必會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所以真正的改革就是要“啃硬骨頭”，敢於亮劍，政府真要決意改革，就得有擔當，在依法的前提下果斷推進。」圖片：Benny Lam/SOCO

李敏妮：非常同意，我們要將“遊戲規則”重定才能真正改革。香港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奉行“不幹預”的經濟政策，任由市場決定引致的。這政策是源於殖民地時代，英國以低財政投入（1982年，香港的公共開支只佔GDP的20%，而不是西方國家的40%）和殖民特色的”自給自足”的手段管治香港，逐漸形成一種laissez faire（不管不問）的經濟模式。及後於1980年，前財政司夏鼎基(Sir Philip Haddon-Cave) 把政府的經濟運作立場命名為“積極不幹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原用至今。2006年，曾蔭權政府再把這種政策定名為「大市場、小政府」，強調「政府不應幹預市場裡任何界別的運作，私人市場會自行調節。」大家不要給這些高深的術語誤導，以為是理所當然，而應該深思政策由始至終是否恰當。

在自由經濟下，政府不合時宜的”積極不幹預政策”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罩，令政府傾斜於商界，他們自然成為改善民生的阻力。多年來，港府以其“不幹預政策”為傲，說白了，這個政策養懶官員，培養出一種政府“什麼也不做不管”的經濟模式，任由商界當家作主，做成商人霸權。在不幹預市場的政策下，商界好像主子，政府就像僕人，每次商界反對的事，例如增加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勞工集體談判權、銷售稅、租務管制...政府便不會做，每次都是用這個藉口：不幹預市場。這個政策令政府白白斷送了整個市場的控制權給大鱷，養肥他們，但瘦了自己的人民。政府不幹預，可是壟斷市場的大家族肆無忌憚的以收購、控制供求及價格等去幹預，令到小商人不能進入市場，令市民百上加斤，這仍然是一個自由市場嗎？

人民生活當然比自由經濟重要，不單是從「人道」的角度看，還有經濟的角度。若土地問題不解決樓價高企，還會有人來香港投資嗎？若果貧富懸殊不解決，最後社會爆煲，市民上街，投資者會把總部設在香港嗎？如政府仍然靠攏商界，不處理民生的問題，就等於用石頭揼自己腳趾，總有一屆的特首要為此問題埋單落台！

李敏妮說：「在自由經濟下，政府不合時宜的”積極不幹預政策”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罩，令政府傾斜於商界，他們自然成為改善民生的阻力。」圖片：Hong Wing 和 SOCO

靖海侯：特區政府需要對自己的角色作重新定位。當然，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及民生問題，社會各方都有角色，商界和市民也不例外。政府的作用就在於通過制度政策，厘定其責任和義務，並提供一同參與解決問題的管道和平臺，如對商界履行社會責任的引導和規範，對市民就業創業的支持和支援。

李敏妮：香港商界一直不認為自己有任何社會責任。最近一個美容師對我說，她工作的美容院在疫情下常常關門，經營困難，竟然地產商一毫子租金也不減， 只是在政府強制關門的期間才減他們10%租金。相反，她有一個朋友在另一間美容院工作，疫情期間，她與做裝修工的丈夫一同失業，沒有錢交$5000元的村屋租金，於是跟業主太太說可否遲一點才交租，業主太太竟然說不收他們的租金，直至找到工作為止，已經一年多了。「那個業主太太對我朋友說，“如我先生向你收租，你就說已經交了給我，不要讓他知道”。」這個故事令人動容 ，每一個人也可以為弱勢社群付出，這值得商界和地產商反思，他們真的沒有責任制定友善的政策幫助基層，為社會出一分力？但要有這些改變，政府必須帶頭建立一個關懷有愛的社會。

靖海侯：香港需要形成的一個很重要的共識是，兩極分化、社會板結、階層流動梗阻造成的問題，是損害社會發展根本的，任其發展只能會是多輸的局面，只有控制好其度，才能讓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增量，貧困人口創造更大社會價值。

靖海侯說：「特區政府需要對自己的角色作重新定位。當然，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及民生問題，社會各方都有角色，商界和市民也不例外。」

6) 老人老無所依，露宿者人數不斷上升，很多人沒屋住，大學生及基層出路少、貧富懸殊...香港的民生問題已經根深蒂固幾十年。香港政府需要什麼能力以及政策才能力挽狂瀾，戰勝商界以及地產商的阻力，解決民生問題？香港真的能夠解決這些纏繞香港數十年的問題嗎？你樂觀嗎？

靖海侯：樂觀不樂觀取決於堅決不堅決、行動不行動。我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政府在解決民生問題上可以做什麼。我還是那句話，政府在要做什麼之前，首先要考慮清楚為什麼要做以及準備以什麼樣的理念來做。香港朋友可能有瞭解，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中央深改委創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價值取向，強調改革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 這彰顯了中央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初心。特區政府也需要確立這樣一種意志，真正拿出魄力來。

李敏妮：對，香港政府首先要問自己為什麼要做，定出使命，然後找出有什麼問題阻擋政府達成使命的，及解決辦法，才可以制訂一個藍圖去解決種種問題。政府應考慮取消不幹預政策，哪有一個國家會捆綁自己不幹預市場的，如同斷送權利給大企業壟斷市場，民生問題沒完沒了；政府也要擴闊收入來源，例如進行稅務改革擴闊稅基，包括引入銷售稅，增加庫房收入，便不需要倚靠賣地為生；之後就制定不同的利民政策，從而減低貧窮和貧富懸殊，包括推出全民退休保障、增加最低工資、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興建老人院舍從而增加資助宿位等。

靖海侯：如果說在國安法之前，在香港完善選舉制度之前，因為行政和立法關係緊張以及社會“泛政治化”，導致港府很多事情議而不決、決而難行等問題，那麼現在，香港正實現由亂及治的轉折，正要重新出發，特區政府已經獲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施政環境和條件，已經沒有理由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繼續耽擱了。

李敏妮：隨著國安法的落實，撕裂香港的人隨時跌入顛覆國家罪，相信未來那個黑暗力量不會再那麼猖獗，社會才能有空間重新檢視民生的問題。

靖海侯：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韓正副總理參與政協委員分組討論，曾指出香港要著力解決深層次問題，並強調總有解決的辦法。我想解決的辦法就在於向社會展示意志和決心，就在於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系統謀劃、即刻啟程，要填海就趕緊填海，要建立全面退休保障制度就趕緊制定法案。特區政府需要在行政主導體制進一步確立後，真正發揮主導作用，讓制定的政策真正有約束力和牽引力，並對小政府、大社會的定位作適當調整，積極作為、主動作為、充分作為。

有兩句話講得好，一是“只要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遠”，二是“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十年前，其次是現在”。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在中央支持下，在社會更為穩定下，在政治問題得到解決後，有內地這一堅強後盾，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均迎來新的機遇。這機遇，唯有不懈努力才不會錯付。

靖海侯坦言，對香港能否解決深層次問題，充滿信心。 他說：「在中央支援下，在社會更為穩定下，在政治問題得到解決後，有內地這一堅強後盾，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均迎來新的機遇。這機遇，唯有不懈努力才不會錯付。」圖片：李敏妮

李敏妮：「只要方向對了，就不怕路遠」實在感動。有國安法做護盾、有國家做後防、有選舉改革防止敵方間諜搗亂，這場仗香港的勝數非常大。現在政府只要拿出勇氣，高瞻遠矚帶頭改革，敢於挑戰權貴，我相信很多問題都會慢慢解開。

那一晚探訪完劏房戶，我趕緊跟著常常急步走的施麗珊的腳步，看到她穿著粉紅色長外套，笑容滿面，見到不同“街坊”（她稱所幫助的人）在街上，她都從容不迫地解答他們的問題，像大家姐一樣，面上從沒有一絲憂慮。作為基督徒的吳衛東，與我以往合作無間做露宿者的故事，多年不見，他仍然沒有放棄，差不多每晚都在街頭外展，尋找及幫助露宿者，完全沒有嫌棄他們身上的異味。遇到難搞的露宿者，他都以柔制剛，搭著他們的膊頭，當中需要的就是愛。何喜華少年時代離家出走，做了很多基層的工作，深深感受勞工階層的困境，後來加入SOCO，一做就是40年。入了政府的一些諮詢組織，被頒了一個銅紫荊勳章，就被說成是親政府的他，一於笑罵由人，大公無私的帶領一班社工繼續為基層奮鬥。

這就是政府、和整個社會需要學習的「打不死」的精神，懷著這個精神，香港戰無不勝。

40年來，何喜華不斷對外講解基層的困境，希望為他們帶來曙光。縱然面對風雨，他仍然頑強，繼續帶領一班社工為基層奮鬥。SOCO這種打不死的精神，值得政府和整個社會學習。圖片：陳木南 /SOCO

此集完。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01  

香港由亂到治，鑄就回歸以來最穩定發展環境。以歷史眼光長遠審視之，這將是香港二十幾年來取得的最大進步。

穩定的局面來之不易，穩定的局面需要珍惜，香港不能也不會再回頭。

確保香港的穩定，香港各方都有責任。國安家安，家安國安，一體兩面。

唯有社會每一方面都安定下來、團結起來，唯有持續不懈的共同奮鬥，才是香港戰勝眼前及未來一切風險挑戰的不二法門。

02 

最近一段時間，香港大學鬧出風波。局限於一所高校的事件，經媒體報導放大，引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這場風波的脈絡是清晰的：

——2023年9月27日，港大校委會全體委員收到匿名舉報郵件，指校長張翔在處理醫學院院長和副校長遴選、有關捐款、裝修校舍及更換校長座駕招標等事宜上有不當做法。其後，張翔反駁所謂“吹哨人”扭曲事實、造謠誹謗，相關事件在社會層面發酵。

 ——2023年10月9日，港大校委會主席王沛詩主持召開特別會議，宣佈成立5人專責小組調查匿名舉報事項。此前，媒體透露張翔在校委會上表示與校委會主席王沛詩“對管理大學的看法有別”，釋放出兩人關係緊張的訊號。

——2024年4月12日，港大校委會公佈專責小組調查結果。專責小組表示，根據可掌握的證據，“不足以確立吹哨者電郵中對校長行為不當的指控”。同時，校委會決議指出，調查過程中發現管理有問題，需由“轄下人力資源政策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檢視報告結果，處理並防止相關問題再次發生”。張翔隨後回應，此前舉報“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稱要追究“黑函”吹哨人。

——2024年5月28日，港大校委會審議並以大比例通過6名副校長人事安排意見，張翔表示“毫不知情”，感到震驚。其在6月5日向港大師生發電郵說，校委會任命“違反既定程式”，會動搖“港大學術自主的百年基石”，事件迅速外化。

——2024年6月4日，特首李家超（兼任港大校監）在行政會議前的記者會上首次回應港大風波，表示對港大管治抱有很高期望，已採取行動深入瞭解事件，並責成教育局檢視有關情況。媒體有消息人士透露，特首早有介入協調。

——2024年6月10日，港大校委會發出公開信，這是港大校政風波以來王沛詩主席首次對外發聲。公開信指出，校長張翔帶著反對臨時委任的法律文書開會，說“毫不知情”與事實不符，校委會決議無關“私人恩怨”。公開信還指出，校長張翔多次缺席重要會議，許多重要崗位懸空，一些決策繞過校委會，令大學出現種種混亂等。校委會表示“絕對支持”特首李家超有關平息要求。同日，校長張翔發表十點聲明，逐一批駁校委會有關說法，斥之為“有組織和有預謀的惡意抹黑”。

——2024年6月11日，特區政府宣佈就港大近期內部運作問題成立調研小組。政府表示，經教育局向相關人士瞭解，發現不同人士提供的資訊不一致，需要厘清事實，研究處理方法，促進溝通合作，以協助港大提高管治效能。

校委會與校長“內訌”，校委會主席王沛詩與校長張翔“不合”……在你來我往的出招及炒作下，在充滿情緒表達的激烈言辭中，在社會公眾不明所以加入討伐的輿論環境裡，港大風波開始從學校內部向社會層面持續延伸並不斷升級。避免事件無限誇大、問題性質泛化，定紛止爭成了當務之急。

03

各自舉證，眾說紛紜。

清醒看待港大風波，必須擺脫情緒干擾、主觀臆測，回到基本事實上來。

就校委會來說，幾個方面的情況是清楚的：

收到匿名舉報信，立項調查、還原真相，是應盡職責；發現管理可能存在問題，檢視機制、加強管理，也是分內之事。但令矛盾激化的5.28臨時委任，確可檢討實施手法。即便校委會是大學“最高管治團體”，可“行使大學的所有權力”，臨時委任懸空多年的職位於法有據、別無選擇，似也應讓校長充分知情，如此方能於情合理、于事周全，若此前溝通充分一些、諮詢多一些，是否更為妥當？

就校長來說，有些情況也是清楚的：

 這幾年，張翔帶領下的香港大學，取得了歷史佳績，但也出現了諸多具爭議的管理問題，在不少決策事務上與校委會產生了罕見分歧，港大內部對張翔有關行政作為的不滿或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校長能適時反躬自省、完善管治，而不僅是將言辭指向“私人恩怨”，是否也不至於讓風波不斷升級？

從一連串的事實可以看出，不是港大內部分歧必然發展為管治危機，而是一系列衝動、固執、率性的做法及缺乏理性、冷靜、良好溝通的意願，致使港大風波多次喪失有平息機會。港大風波，正是不能擺正個人利益與大學利益關係、缺乏大局觀的惡果，港大管理層應該汲取教訓。

04

港大風波的本來性質——內部問題、個別事件，從特區政府介入的分寸和處理的方法上，也能看出來。

在風波的第一階段，去年10月匿名指控校長張翔事上，港大事件始終局限於港大層面，作為校監的特首李家超及特區政府教育局均未介入。

在風波的第二階段，特首李家超表示是從“新聞”中得知消息，因事件廣泛關注且可能進一步惡化，責成教育局深入瞭解情況。

支持院校自主，尊重學術自由，特區政府在港大風波上堅守定位、保持克制，直到港大自身可能無法儘快處理並響應社會呼聲，校監李家超才於近日協調溝通，幫助港大制止事件繼續發酵。

李家超的介入調停、特區政府的跟進支援，都是想著讓這一不必要的風波儘快平息，讓港大回歸管理秩序、不負公眾期望。可以說，這已是官方能拿出的最好的“積極作為”了。

但從港大風波發展軌跡看，從事件不斷惡化升級看，很難不給人這樣的觀感：一些人正在把校委會主席和校長置入“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棋局中，通過激烈論調、誇張言辭及煽動社會情緒，將一股戾氣引向整個香港教育界乃至整個香港。一些幕後推手推波助瀾將問題極化處理，利用這次風波刻意操弄，扮演了煽風點火、火上澆油的角色。這些人要的不僅僅是風波，而是風高浪急的港大、風高浪急的香港——果然如此，這將是港大風波最陰險的一面。

校委會主席王沛詩也罷，校長張翔也罷，都是愛國愛港力量的一員。此次港大風波與他們的政治立場“毫不相干”，不是政治影響“大學自主”、干涉“學術自由”，更不是什麼內地人和港人之爭，不能讓把港大內部管理分歧歪曲為所謂“政治爭鬥”。校長和校委會都必須明白這一點、堅持這一點，時刻保持冷靜清醒，防範被別有用心者和偏頗輿論誤導，失了智，上了當，亂了分寸。

05

長文剖解港大風波，不是因為這事有多大，而是借此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風波，可以啟示香港社會在擺脫“泛政治化”下的社會撕裂後，如何進一步維護穩定、增進團結、形成合力。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去年12月22日指出，“建設更加美好的香港，首先愛國愛港力量要實現大團結，大家要海納百川，拋開‘門戶之見’，善於團結協作，遇事多溝通、多交流、多諒解、多補台，容人、容言、容事。”

對整個香港來說，團結很重要，不團結是有深刻教訓的。

對港大來說，團結的表現應當是管治上有共識、管理上有合力、多元化下求同存異。有分歧則正視分歧，有矛盾則化解矛盾，內部問題內部解決才是正確之道。

特首李家超6月11日在行政會議前記者會上再次回應港大事件。他說，香港大學屬於香港，“不屬於校長個人，亦不屬於校委會任何一個人”。他指出，處理任何事情要把大學利益放在首位，“行政不當就要改善，重要崗位長期懸空要填補，程式上有不清楚的要寫清楚，大學財務要清晰問責”，大學行政和管治必須符合要求，不斷自我完善——他的話說得很明白了。在特首高度重視下，特區政府派出的調研小組展開工作，港大風波必將得到妥善解決。

6月5日，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佈“世界大學排名2025”，香港多所高校排名創歷史佳績，這是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一代代人辛苦打拼博取的榮耀。這樣的成就，不是某一個人幹成的，但卻是一個人可以毀掉的。教育是香港的“金字招牌”，是香港建設八大國際中心的重要支柱，香港高校的管理者不能以一己之私犯下嚴重錯誤，攪擾香港教育和香港發展穩定向好的局面。

 06

對於港大風波，著眼外部和將來，同樣可以給予我們深刻的啟示。

香港當下這種前所未有的確定性穩定局面，在一心遏制中國發展和長期操弄香港議題的西方外部勢力眼中，如眼中釘、肉中刺。

他們在香港為所欲為的日子沒有了，扶植代理人搞亂香港的空間失去了，他們開始轉換路線、調整策略，又從千方百計、不擇手段瓦解香港傳統優勢和國際地位，在蓄意破壞香港核心競爭力上下起了功夫。

這段時間，他們瞄準香港最為重要的發展基石出擊，正從金融、法治、國際化等方面全方位開刀：

——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拋出“香港玩完論”，拿經濟議題做文章，用偏頗的判斷誤導公眾視聽，擾亂香港發展節奏；

——剛辭職的英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法官讕言香港法治岌岌可危，法官走偏門、搞政治，完全背離法律工作者素養，為得就是抹黑香港司法獨立；

——為了破壞香港國際化發展的成功路線，美西方無視國際規則，一直威脅關閉香港駐美經貿處，英國更直接導演抓捕香港倫敦經貿處職員的鬧劇，用暗黑、骯髒伎倆擠壓香港海外發展空間。

一系列陰招紛至遝來、頻密而至，明顯是有計劃的安排，絕非偶然事件。

如若把港大風波往大了說，也可以讓人關聯對香港教育國際優勢的思考，讓人看到守護香港教育這一核心競爭力的必要，對可能的外部作亂保持警惕。

如若有人持續操弄港大事件，千方百計阻擾協調解決，這樣的人或許就是西方外部勢力在港暗藏的代理人。對於這樣要塗汙香港形象、損害香港金字招牌的行徑，香港有決心、有辦法、有共識，不會讓他們再像以前一樣屢屢得手！

香港已進入新階段，也遭遇新挑戰。從特區政府到社會各界，大家都在努力，表現出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面對港大風波，不妨再多一些底線思維，清醒地面對這一切，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守住香港安全穩定發展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