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舉辦的渣打馬拉松活動，有人想藉機搞政治抗爭，呼籲參賽者集體穿著「香港加油」等服飾。主辦機構的回應也不斷變化。
渣馬籌委會主席高威林10月18日表示，比賽沒有服裝限制，不會理會參賽者穿什麼顏色的衣服。「若有人展示『光復香港』等標語，不關賽會的事。」
或許是高威林的講法太自由化，渣馬主辦機構香港田徑總會在10月19日發聲明，表示如若發現任何違反法律、違反大會規則的情況，若勸喻不果，將會要求執法部門介入協助。
到昨日(10月21日)，渣馬籌委會再發聲明，對10月18日傳媒發佈會之訊息令公眾誤會，感到抱歉，並嚴正澄清：渣馬籌委會強烈譴責任何人利用賽事，作為宣揚及鼓吹政治訊息的平台，並重申10月24日賽事現場，絕不容忍任何違法事件，嚴正要求任何人切勿以身試法。
事件可以分主辦方和搞事者兩方面去探討。
第一，主辦機構花幾日終於搞清立場。香港近十年，政治不斷激進化，最後演成顛覆政權的暴力革命。一方趨向瘋狂，而另一方則日趨軟弱，此消彼長，終成大禍。任何的本地機構，舉辦任何各類活動，不能怕被人鬧，要堅守兩條底線。
1. 合法底線。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的行為都受法律約束，涉及政治宣傳，主要與兩條法例相關，一條是《港區國安法》，另一條是《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第10條的煽動意圖罪，當有人有組織地煽動群眾，激發對司法的憎恨，即屬違法。渣馬籌委會作為一個體育盛事的主辦機構，理應清晰地表態反對，而不是說「唔關賽會事」。需知道，提供場地予違法者的機構，也有「協助及教唆」他人犯法之嫌。後來渣馬籌委會表示會「嚴正要求任何人切勿以身試法」，這才是一個合理的態度。
2、一國底線。香港整個憲制基礎源於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核心就是一國兩制，而前提就是「一國」。挑戰一國，就是在破壞香港整個制度的基礎。不單止是舉辦大型活動的單位，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去維護一國。愛國是基本要求，而不是一般的黨派政治要求。
香港做了百幾年的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傳統精英仍有一種「買辦」（comprador）心態，所謂買辦，就是現代的經紀、代理，過去這些買辦，遊走於中國和英國之間，兩不站邊，衣袖不濕，左邊收一個佣、右邊收一個佣，就能大富大貴。而香港最早富起來的華人家族，全部都是買辦出身。買辦心態最後演變成了一種唯利是圖、無家無國的心理。就算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也採取「唔關我事」的態度，務求兩邊都不得罪。他們忘記了一國兩制的本源，甚至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應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渣馬籌委會由「唔關我事」轉變成「強烈譴責」，總算及時撥亂反正。
第二，泛政治化會搞死體育盛事。香港過去十年的問題是泛政治化，所有事情都變成政治，要作政治表態。好好的一場馬拉松賽跑，大家參與體育，本來是一個城中盛事，但偏偏有人硬要將這個體育活動變成一個政治事件，組織群眾作政治表態，若主辦單位無力控制的話，這個體育盛事最後就會變質。
扼殺體育盛事者，就是玩政治的人。大家也應該要看看香港的政治現實，既然《蘋果日報》可以結業、支聯會、教協、民陣可以解散，若一場馬拉松運動最後變成了成一場違法的政治抗爭活動，將來為什麼不可以終止呢？
香港所有的公眾活動，都要獲得政府批准，否則就是非法集結。政府批准你舉辦馬拉松跑步活動，並不等於批准你搞馬拉松政治抗爭。當活動變了質，政府以後一句不發牌，渣馬就會從地球上消失。
那些處心積慮要利用一切機會搞政治的人，最後就會將任何的正常活動，推到萬劫不復的毁滅境地。正常人，就不要參加這種危險遊戲了，跑馬拉松，就純粹去跑吧。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