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下議院昨日(12月7日)辯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簽證移民法案修正案,建議容許1997年後出生的港人,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擁有BNO護照,即可申請BNO移民簽證,惟修正案最終不獲英國政府採納。
提出修正案的祈達文議員(Damian Green)表示,現時有許多25歲以下的香港年輕示威者,未能透過BNO簽證移民英國,盼望英政府能為這些年輕港人提供更好保障。
提出修正案的祈達文議員(Damian Green)。
然而,移民政務次官福斯特(Kevin Foster)明言,修正案沒有設年齡限制,也可延伸至從未踏足過香港、持BNO護照人士的子女,故存在一些問題。他又指,不符合資格申請BNO簽證的人士仍有方法前往英國,如以學生和工作假期身份,而英國每年有1,000個工作假期名額,比申請人數多。
「香港監察」批評英國政府對BNO修正案的取態。
總部位於倫敦的「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在社交平台發文,對英國政府未有把握機會接納修訂建議大為失望。組織又批評英國政府提到英國青年流動計劃(Youth Mobility Scheme)可作替代是「荒謬 (nonsense)」,因為該計劃並非讓人定居英國的途徑,重申現時英國現時對年輕人的幫助不足,希望上議院能通過修正案。
英國青年流動計劃(Youth Mobility Scheme),又稱英國工作假期計劃。
而事實上,有許多參與反修例運動的示威者都是 1997 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他們大多25歲以下,而且無法透過BNO簽證移民英國。
據《美國之音》報道,19歲示威者顏希然認為,修訂建議對示威者申請留英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並非人人都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有被捕等紀錄,有些申請政治庇護的人士未必有足夠證據支持他們繼續申請庇護,就算有,程序也會被拖得很長時間。
《美國之音》訪問19歲示威者顏希然。
顏希然以其個案為例,由於持BNO護照的雙親不會搬到英國,他在今年6月抵英後申請政治庇護。他又提到,申請政治庇護處理期間,申請人不能工作或讀書,每星期英國政府最多只會給予40英鎊生活費,折合約53美元。
顏希然形容,單是等待第一次審查,就已經等了五個月,還有主要審查環節,可能為期超過一年,甚至兩年的時間,很多申請政治庇護者的個案已經拖了年半或以上,都未有任何回音。
顏希然批評,BNO移英方案尷尬的地方是申請費用,因為例如(申請)BNO(簽證)最低要求是半年的生活費,有NHS(國民保健署)的費用,加起來都要三至四萬元港幣,而據他所知,很多申請政治庇護者付不起這個頭期的費用。他相信新修訂能幫助一些財政上比較充裕,或者有學位的申請政治庇護者盡快在英國立足和融入。
《美國之音》指出,現時大約有120名香港人在英國申請政治庇護,大部份申請人仍然等待審批結果。
另外,就BNO簽證移民法案修正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回應稱,「中方已經多次重申在所謂英國海外護照問題上的立場,中方反對英方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英方這樣做是損人不利己,注定也會失敗」。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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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著名導演杜琪峯接受英國BBC訪問時,發表了一番頗為惹火的言論,指香港當前的政治氣候,令他自己和香港「都失去靈魂」。他的言論引起極大爭議。有傳媒訪問其「同行」另一著名導演王晶。王晶直言,杜Sir過去9成作品,即使今時今日拍,相信都不會受限制。
杜Sir在BBC訪問中自言,最近經歷「人生的低潮」,因為「覺得現在沒有了靈魂…包括我和香港都沒有」;而「靈魂」就是「自由,言論的自由…簡單一點就是人權和自由」。他說,現在的香港與他生活了幾十年的香港有很大分別,認為當藝術或其他事項「完全政治化」時,傷害極大。
杜琪峯接受英國BBC訪問,指香港當前的政治氣候,令他自己和香港「都失去靈魂」。(BBC訪問片段截圖)
杜Sir還說,當前香港整體社會都「有條線」,不少電影因此過不了而無法上映,惟他沒提到哪些主題「可能觸碰紅線」,但指如果不想被懷疑,就不要拍太多香港政治上的事,「多拍愛情、親情、動作片即可」。他認為這種審查不只存在於電影界,而是整體社會,又說香港現在於電影工業及藝術各方面「都不是一個好的時代」,部分導演近年選擇不走「香港路」而改讓電影參加國際影展,在海外放映。
杜琪峯的言論,引起另一名導王晶的「質疑」。王晶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就說,香港電影創作自由度無任何改變,又覺得杜Sir以往的作品,「9成今日拍都唔會受限,咁另外嗰1成呢?可能『太黑幫吧』」。
杜Sir口中的香港政治氣候,令香港很多電影都過不了「紅線」,又說現在對香港電影工業而言「不是一個好時代」,甚至有導演選擇不走「香港路」。高人對此講法大感奇怪,因事實剛好相反,香港近年有好多優秀電影上映,如《九龍城寨之圍城》、《毒舌大狀》等,本地票房屢創新高,亦有在內地上映。
《九龍城寨之圍城》創下全球票房累計逾1.1億美元紀錄。
以《九龍城寨之圍城》為例,自5月1日首映以來,全球票房累計超過1.1億美元(約8.5億港幣),躋身香港電影史上華語片票房第二位,創下近170萬人之最高入場人次紀錄,並代表香港提名角逐2025年奧斯卡金像獎之最佳國際影片獎,更打破了所謂「港產片式微」的講法。《九龍城寨之圍城》導演鄭保瑞在同一個香港環境,可拍出如此佳作,但杜琪峯又話拍片,為何在他眼中,港產片前景一片灰暗?
高人認為,杜琪峯最大的問題,就是將一切問題政治化。其實電影創作本身,絕大多數都與政治無關。好似今年迪士尼與Pixer製作的動畫電影《腦筋急轉彎2》(Inside Out 2)全球狂賣16.75億美元票房,相信大家都看不到有何政治色彩。
《周處除三害》 可在內地上映,累計票房更突破6.6億人民幣。
如果無本錢拍荷里活大片,也可看看由香港導演黃精甫執導的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 ,不單在台大受歡迎,在內地上映更創出極高票房,累計已突破6.6億人民幣。高人話,此片非荷里活級製作,惟單憑有創意的題材,導演拍出電影的張力,令其票房在多處都極亮眼,即使在串流平台Netflix播放後,也持續蟬連高達近2個月的電影觀看冠軍。
高人認為,由此可見,無論香港、台灣、或內地的電影人都能拍到出色的電影,關鍵是不要把一切問題政治化,甚至把自己拍不出好電影,找政治來作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