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和陳毅同志在北京。（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
【中共「九大」批陳毅的誘因】
對「九大」期間，陳毅在上海代表團的會議上受到多次批判的情景和誘因，《邱會作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述：
在大會期間，上海代表團對陳老總進行了多次批判，大會選舉的頭一天晚上，還進行了通宵達旦的批判，這與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對陳老總錯誤的批評，是有密切關係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對陳毅批判的話也確是說得過重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挖苦陳毅是“右派代表”……九大沒有把陳毅留在中央政治局裏也是十分不妥當的。陳老總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災難，主要是由毛主席對陳總的態度所決定，幾十年的恩怨，主席嘴上說不計較，實際上心裏還是沒有忘的。
「幾十年的恩怨」指的是什麼？邱會作所記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澤東召集老同志、各大組負責人、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開會講話中有這樣一段，毛說：“朱（德）、陳（毅）是經歷過中央蘇區的鬥爭，吃過苦的，三次反圍剿幫過忙的。現在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困難，許世友說朱、陳反我反了幾十年，其實有時也不反。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後，他們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篡奪了軍權，但心裏不踏實。陳毅到上海向中央請示，受了批評，中央批評他們是極端民主化。陳毅又請我回軍隊了。我不是又‘復辟’了嘛！”
可見，要弄清問題的根源，還得從紅四軍「七大」說起。
【紅四軍「七大」與毛澤東落選】
1928年4月，朱毛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湖南省委命紅四軍成立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前委書記。由兩部合編成立的紅四軍，因各自成分、傳統、習慣的不同，難免產生思想上的分歧，突出表現在黨與軍隊的關係處理上。據陳毅在1929年9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因四軍是由各種自有其本身奮鬥的歷史部隊而組成，混編的辦法始終未執行，因此歷史的殘餘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腦中，武昌出發（毛部）南昌出發（朱部）的資格在軍隊中是有相當的尊重的，尤其軍隊的習慣，一班、一排、一連、一營、一團，生活各為一集團，農民的自私關係，自然要劃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團體主義的色彩就很濃重。」 “政治工作人員與軍官常常發生糾紛，恍惚是國民革命軍舊習一樣”。（轉引自羅平漢《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黨史博覽》2011年第2期）黨與軍隊的這一關係反映在上層，就是“朱毛之爭”了。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所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七大」在閩西龍岩舉行，參加會議的有支隊以上幹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由陳毅向大會作報告，毛澤東、朱德發表了講話。朱德承認自己過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歡?-大家對他提出批評。毛澤東則強調，現在還要根據我們歷來的鬥爭經驗，加強政治工作，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應該嚴格地在黨的領導之下，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要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至於會上對他的批評，他現在不說，如果對他有好處，他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的。（《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
大會對黨內爭論問題展開了討論，通過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決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黨內爭論問題」，第二部分是“分兵問題”。關於黨內爭論問題，分別是：一、過去工作的檢閱；二、這次爭論之迎因和性質；三、黨應不應該管理一切；四、對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見；五、對朱毛同志的意見；六、對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員不動，決定以陳毅為書記；七、提出幾個口號作為這次爭論的結果及黨員以後的工作標準。
《決議》在對爭論的迎因及各方意見作出分析與評價後，分別指出毛澤東和朱德的缺點。《決議》認為毛的缺點是：英雄主義；固執己見，過分自信；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對同志有成見；工作態度不好；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結語是：「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志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朱的缺點是：用舊軍閥的手段，相信私人；有Ó-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無形間有遊民無產階級行動的表現；工作不科學，無條理，無計劃，馬馬虎虎；無形中誇大英雄思想的表現；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結語是：“因為有以上錯誤，弄成了軍紀風紀鬆懈，使士兵具有流氓習氣，難以糾正，又慣用手段À-攏部下，小團體觀念極深。”
《決議》總括起來說：「朱毛兩同志在黨內外負責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種觀點與意見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造成這次黨內嚴重爭論問題，給黨以不好影響。朱毛兩同志都有著同等錯誤。但毛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爭論應負較大責任。」大會決定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
鑒於1929年2月的中央來信曾提出朱毛離開紅四軍的問題，加之朱毛之間又存在分歧，而毛澤東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會議專門討論了朱毛的去留問題，認為此事應由中央決定，在中央未派人過來之前，朱毛應繼續工作。會議討論了前委人員的組成，決定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不變動，仍為委員。選舉陳毅和四個縱隊的司令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為委員，決定以陳毅為書記。這個決定即呈報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負責開始工作。（《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轉引自蔣伯英《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時參考了《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一文）
這就是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落選的基本過程。
如何評價紅四軍「七大」，作為當事人之一的½-華回憶說：那時召開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紅四軍領導人共同研究決定的，不是任何個人行為；而且召開這次大會的目的和願望是好的，是想統一認識，解決分歧，結束爭論，加強團結，以利革命。七大的決議，對井岡山時期的一些歷史問題和紅四軍實行的一些制度等結論，也是基本正確的。至於七大未能完全解決分歧，這也是客觀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並非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正是有了這場爭論，中央聽取了陳毅的彙報，才有了中央的「九月來信」，也才有了古田會議，使黨徹底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有了基礎。（½-華《關於紅軍建設問題的一場爭論》，《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
另一位當事人蕭克認為，紅四軍黨的「七大」充分發揚了民主，敢於對黨的主要領導人提出批評，是件好事。（蔣伯英《蕭克將軍訪談錄》，《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2期）
對此次選舉，何以選陳毅為書記，而毛澤東落選的迎因，當事人也有說法。蕭克說：「當時在四軍上下比較有威信的是毛、朱、陳。朱毛因對一些問題認識不一致，大家認為他們兩人都有不對的地方，陳毅受命籌備七大並主持召開會議。因為自四軍成立以來，陳毅同朱毛一樣也曾擔任過軍委書記、前委書記，儘管我們也覺得毛陳兩人相比，毛應居先，但陳亦是好領導人之一。所以通過民主選舉，陳毅擔任了前委書記。但決議還強調了一點，要把決定呈報中央批准，沒有批准之前，先開展工作。」蕭克在另一次談話中還說：至於選舉陳毅為前委書記，也不能說是把毛澤東排擠了。毛、朱、陳是紅四軍比較有威信的三個領導人，既然大家認為朱、毛都有不對的地方，通過民主選舉推選陳毅為書記，也沒有什麼不好，何況陳毅也曾經擔任過軍委書記。“大家既然是大會的代表，就有選舉權，選陳老總有什麼不可以呢？陳老總也是好同志嘛！”（《蕭克將軍訪談錄》）
賀子珍說：「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選前委書記，許多人不投毛澤東的票，他落選了。他為什麼會落選？有的人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民主作風不夠，在黨內有家長作風。毛澤東是不是有家長作風？我的看法是，他脾氣是有一點，在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風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選，主要是一些人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紅軍中的黨代表制，不重視政治工作；另外，毛澤東對部隊的不正之風進行了批評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興；加上這次打不打廣東的問題上，意見也不一致。」（《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
以上當事人的認識，儘管不一致，但無論如何，說紅四軍「七大」陳毅、朱德篡奪了毛澤東的軍權，是與歷史不符的。
【1929：陳毅的上海之行與毛澤東復職】
陳毅去上海的主要迎因是：中央常委於6月作出決定，召集一次軍事會議，詳細討論各地紅軍問題，命朱德、毛澤東處派一得力人員來參加。（《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紅四軍前委收到中央來信時，已是第七次黨代會結束之後。毛澤東已離開龍岩前往上杭縣蛟洋指導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陳毅和朱德也已率指揮部到了連城新泉，展開「七月分兵」的群眾工作。而國民黨三省「會剿」的聲浪日益高漲，因此對紅四軍來說，組織力量擊破敵人的「會剿」已是當務之急。
7月29日，朱德、陳毅專程趕赴蛟洋，會同毛澤東一起召開前委會議，討論打破敵人三省「會剿」的策略，同時研究派員赴中央的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的傅柏翠回憶說，陳毅在會上傳達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澤東表示不去上海，願意留在閩西地方工作。最後討論決定，由陳毅作為代表，前往上海黨中央，會議討論並且決定：“陳毅同志去中央後，由朱德同志代理書記，林彪和傅柏翠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傅柏翠同志談閩西早期革命鬥爭的一些情況》，轉引自《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
實際上，陳毅此行代表紅四軍前往上海，心裏並不願意。他被會議選舉擔任前委書記也非他所願。7月9日，陳毅第一次以「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央寫了《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計劃的報告》。報告中說：“前委四軍七次改選，仍覺無適當人才負高級指導的責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來代替時，就可來中央。”並明確表示自己擔任前委書記這個職務不合適，還是希望另派人來擔此重任。（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這種心情下，陳毅經香港於8月下旬抵達上海。
中央政治局為聽取陳毅報告召開了臨時會議。鑒於陳毅反映紅四軍的經驗和存在問題都極為重要，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作專門的討論和研究，並要求陳毅儘快完成書面報告送交中央。9月1日，陳毅完成了寫給中央的5份報告：《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½-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為中央對紅四軍狀況作出準確判斷與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經周恩來召集三人委員會討論研究，形成了解決朱毛紅軍黨內問題以及紅軍建設的統一意見。遂決定由陳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文中所引中央「九月來信」的內容，均轉引自《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
「九月來信」明確指示，黨對軍隊的領導必須堅持，但不必直接指揮軍隊，可以“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
關於紅軍中黨的組織迎則，「九月來信」規定：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後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徵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樣不但削弱上級指導機關的權力，而且也不是下級黨部的正確生活，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與此同時，「九月來信」重申，不應該再提“黨管一切”的口號，前委的工作重點須著眼於紅軍政治、軍事、經濟及群眾鬥爭的領導，避免包辦一切；但同時肯定“一切工作歸支部這個口號是對的”，這是表明各項工作應當通過支部的工作開展起來，“但不是與黨的民主集權制相對立”。
「九月來信」對“朱毛兩同志的問題”提出四點批評，批評他們沒有引導群眾注意對付外部敵人的鬥爭，而是“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批評他們“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以致大家難以判別是非；批評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並且還批評他們“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而公開地提到對群眾的“任意批評”，從而影響了他們在群眾當中的威信。這樣不僅不能夠解決糾紛，反而加深了矛盾。
「九月來信」提出糾正錯誤的方案是：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更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九月來信」最後強調中央的決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來信」經中央政治局研究通過。中央指示陳毅立刻出發，將信帶回朱毛紅軍，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周恩來年譜》1998-1949）陳毅後來回憶說，恩來同志說，你帶這個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請毛主席復職，你這個責任重大。
「九月來信」，是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直接迎因，是形成古田會議決議的主要根據，它不僅對於朱、毛，對於紅四軍，而且對於整個人民軍隊的建設，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因此，譚震林在上世紀50年代把陳毅此行上海，協助中央解決紅四軍問題，譽為陳毅對中國共產黨的三次貢獻之一。（《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譚震林所說陳毅的另外兩次貢獻，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義部隊兵敗三河壩之後，陳毅和朱德收集殘部，保存力量，把隊伍帶到了井岡山；另一次是1940年10月指揮新四軍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打開了華中抗日局面。）
【毛澤東對陳毅在紅四軍「七大」的再評說】
1972年1月6日，陳毅因病在北京溘然長逝。10日，陳毅追悼會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在事先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毛澤東突然決定親自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據史料記載，毛澤東到達八寶山禮堂休息室，即問道：
「張茜和她的孩子來了沒有？」
當張茜領著子女來到休息室，毛澤東欠了欠身要站起來，張茜快步走到毛澤東面前，握住毛的手，滿臉淚痕哽咽著問：「主席，你怎麼也來了？」
「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嘛！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
毛澤東叫張茜坐在自己的身邊。張茜心情非常激動，她知道，建國以來，毛澤東很少參加領導同志的追悼會。張茜喃喃地說：「陳毅不懂事，過去反對過主席。」
毛澤東打斷張茜的話，不讓她講下去，說：「不能這麼說，也不全怪他，他是個好人。」（《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始末》，《解放日報》2010年12月29日。摘自鐵竹偉《陳毅元帥的最後歲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這就是毛澤東對陳毅在紅四軍「七大」的再評說。（作者系歷史學者）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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