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西訪台，本質上已改變了陸台關係，也改變了中美關係。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8月3日的記者會上的部分發言，有深遠的意義，但未引起足夠注意。
華春瑩當時直斥美國是賊喊捉賊，反映出美國政府缺失誠信，缺乏歷史知識，缺乏反省反思。中國有句古話：人之患，在於不讀史。美方官員在台灣問題上，真的應該好好地認真地補一補課了。
華春瑩提到了兩段歷史，一、台灣問題曾是影響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因為中方堅定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在這個問題上做任何妥協和讓步。中美達成了三個聯合公報，中美關係在過去40多年來總體實現了穩定發展。
二、華春瑩指，佩洛西等曾煽動香港黑暴勢力，鼓吹所謂「美麗風景線」，但恰恰加速了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使東方明珠重新煥發出光彩。這次也毫不例外，佩洛西之流企圖同「台獨」勢力勾連「以台制華」，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螳臂當車，不可能阻擋、而且只會加速中國統一歷史進程。
國家處理重大的政治問題，並不衝動於一時，而是謀劃於長遠。2019年的香港黑暴事件和今次佩洛西訪台，有雷同之處：
一、對方採取主動，破壞了最基本的遊戲規則，為中方的反制，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基礎。在2019年的黑暴事件，反對派以反修例為名，客觀上為台灣的選舉助拳，最後演變成一場想顛覆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政變。由於其暴力顛覆行為，已經完全超越了底線，一方面推動了國家要徹底解決香港問題的決心，另外一面破壞了反對者的道德高地。
佩洛西訪台的性質亦一樣，她以美國執政黨議長、美國政府第3號人物的身份，正式訪台，徹底違反了中美建交的3個聯合公佈。試想一下，如果事件發生在40多年前，中美正在談論建交的時候，中美還可以建交嗎？所以，佩洛西訪台，完全越過了中方的紅線，既逼中央狠下決心去解決台灣問題，也破壞了美方反制的道德高地。
二、反制行動必須全面部署。2019年的黑暴事件顯現了本地謀獨和顛覆的勢力，中央在一年之後制訂了《港區國安法》，再在一年之後完善香港的政制，以一套完整的反擊行動，徹底將香港的顛覆力量翻盤，既定立了壓制他們的法律框架和執行機構，亦杜絕了政權機構再被顛覆者把持的基礎。
香港問題的複雜性遠低於台灣問題，因為在港的反擊既不涉及軍事行動，其引發敵方的外交反制亦遠為輕微。而解決台灣問題涉及複雜的軍事和政治部署，也勢將觸發西方國家最極端的外交甚至軍事反制。要部署這樣的一個計劃，恐怕要花上3、5年的時間，不可衝動為之。如果解放軍在8月2日攔截佩洛西的專機，可能馬上觸發台海戰爭，國家在這一刻的部署是否充足，令人懷疑。若多爭取3、5年的時間，相信什麼事情都可以翻盤了。
三、反擊行動超乎想像。中央在香港的反制行動推出之前，很多反對派中人，不相信國家會自行為香港制訂《港區國安法》，以為若然如此，中國會受不了美西方的制裁，當然，他們更完全預計不到，接踵而來的完善政制行動，會將顛覆分子完全踢出局。
香港的經驗告訴我們，在2019年暴亂高峰時，國家沒有即時全面行動，並不等於往後不會全面行動，更不等於反擊行動的力度會很小，恰恰相反，力度遠比想像中大。
猶記得在2019年10月底，中共召開四中全會，公開聲言香港要立法保障國家安全，要設置執行機構，反對派當時置若罔聞。有泛民中人事後告訴我，當時見到我的文章講四中全會透露出來的動向，覺得這只是中共吹牛。但最後見到事情一一實現，才知道自己覺醒得太遲。
阿爺的行事方式就是這樣：「勿謂言之不預」。作出重大行動，都會事前預警，或許警告的聲浪太大，你未見到即時反枱，就以為只是吹牛。但不要睇少中央的決心，當她鎖定目標，就會一往無前。如果你是台灣的獨派，應該開始部署自己的後路，應該以香港泛民的歷史為戒。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