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之後，美西方進入一個反華模式，如今玩了6年，出現一點金屬疲勞。
近日西方政客密集訪華，例如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就在周日開始訪問北京。美國雖然是反華的領頭人，其實一早恢復和中國的接觸，除了中美元首早已於去年面對面舉行峰會之外，美國氣候大使克里、美國財長耶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年亦已訪華。中美可說已回復高層接觸。
而加拿大環境與氣候變化部部長吉爾博上周六（8月26日）前往北京，參加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23年會。這是至2019年以來，加拿大首次有部長訪華。路透社認為，儘管中加之間關係緊張，但加拿大正尋求與中國在氣候問題上進行合作。
相比之下，英國將會恢復和北京進行的接觸，更去到比較硬核的問題，因為英國是派外相祁湛明訪華，他亦成為5年來首位訪問中國的英國外交大臣。上任訪華的英國外交大臣，已經是2018年的侯俊偉。中英關係已經凍結了5年多，現任英國首相辛偉誠去年10月上台後，國家主席習近平未曾與辛偉誠會面。
辛偉誠上任之初，對中國的態度有點不冷不熱，不過外相祁湛明就表現出對華較友善的態度。祁湛明今年4月於倫敦市長官邸發表演說時表示，「我們的任務是塑造未來事件的發展進程，而不是屈服於宿命論。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即沒有那個重大的全球問題，從氣候變化到疫情防控，從經濟動盪到行擴散，能夠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得到解決。」
英國《泰晤士報》8月21日報道，英國外交部提醒政府官員不要使用「敵對國家」一詞，以免激怒中國。報道說，措辭的改變被認為是改善與中國外交關係的努力
中國把美國與歐洲區別對待。就美國而言，中國雖然明知美國朝野已經將敵視中國，視為共識，但仍然在可能範圍內保持高層接觸。
但對歐洲大國，中國就親疏有別。以歐洲三大國法國、德國、英國為例，法國總統馬克龍對中國態度友善，中國就對法國態度親切。德國聯合政府內對華態度不一，中國保持接觸，但並不親密。英國之前態度比較反華，中國對英國就愛理不理。關鍵是美國視英國為核心盟友，在多個反華聯盟上都靠英國出手，加上英國大量吸收香港移民，又經常在香港問題上面說三道四，更招中國之忌。
無論如何，英國祁湛明若能訪華，中英兩國關係就有初步解凍跡象。但英國內部反華情緒高漲，祁湛明左右做人難，所以不能對其首次中國訪問期望過高。
總的來說，美西方反華已經反了6年，未達到他們吹噓的壓制中國後果，反而令到自己好傷。如今全世界在疫情過後、美國利息高漲之時，各國皆蒙受經濟低迷的壓力。西方國家如能和中國改善關係，加強經濟合作，實際上是互惠互利的行為。所以出現一波解凍期，恢復接觸，有限度地加強經濟合作，也是合理發展。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