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濟各近期與中國互動頻繁，9月1日他抵達蒙古訪問四天，其專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按梵蒂岡傳統禮儀，發電報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及中國人民問好，傳達祝福。
外交部發言人回應，指梵方的祝福體現了友好和善意。近年來，中國和梵蒂岡保持溝通，中方願繼續與梵方相向而行，進行建設性對話，增進理解，積累互信，推進雙方關系改善進程。
教宗訪問蒙古時，與中國互動。
9月13日至15日，教宗方濟各的烏克蘭問題特使祖皮樞機訪問北京三日。與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進行了開誠和友好的會談，雙方討論了烏克蘭戰爭及其嚴重後果，以及糧食安全和烏克蘭糧食出口受阻等問題。雙方強調，需要共同努力，鼓勵對話，並尋找通往和平的道路。
經歷了9月份的中梵互動，踏入10月，方濟各近日在聯合國發表講話時，措詞嚴厲地點名批評美國，斥其「不負責任」的西方生活方式和過量碳排放加劇了氣候危機，敦促將於11月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COP28）就逐步淘汰化石燃料達成具有約束力的氣候協定。
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批評對氣候問題的拖延應對
方濟各抨擊稱：「考慮到美國人均排放量是中國的兩倍多，是最貧窮國家平均水準的七倍多，不負責任的西方生活方式若能改變將（對氣候變化）產生重大長期影響。」CNN報導稱，方濟各的這份聲明措辭激烈，是他就氣候問題迄今為止最為強烈的表態。
據美媒報導，自2013年上任以來，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已多次公開呼籲保護環境。2015年，他曾發佈一份教皇通諭，重點談及氣候變化以及環境問題，強調人類活動導致的全球暖化將對地球環境造成史無前例的破壞，呼籲其受眾肩負起道德責任，以減緩氣候變化對貧困弱勢群體的不良影響。
《國會山報》稱，方濟各10月4日在聯合國的這番講話是對上述教皇通諭的「補充更新」。方濟各表示，這次更新很有必要，因為人們所採取的行動還遠遠不夠，而世界「正在接近崩潰邊緣」，「我們現在無法挽回已經造成的巨大損失，甚至幾乎沒有時間來防止更慘烈的破壞活動。」
「氣候危機的某些影響已經不可逆轉，至少在幾百年內是如此。」他說，「儘管有人試圖否認、掩蓋、淡化這些問題，但氣候變化的極端跡象已經出現，而且日益頻繁和強烈。近年來，我們目睹了極端氣象、異常高溫、乾旱……沒有人可以忽視這一事實。」
方濟各指出，氣候變化可能會變得更糟，而發達國家在這一問題上所承擔的歷史責任「不成比例」，世界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再次成了犧牲品，付出了最多的代價。
霍士新聞報導稱，方濟各特別點名抨擊美國，稱與中國相比，美國在碳排放問題上非常「不負責任」，過度排放的西方生活方式加劇了氣候問題。
他認為，個人和家庭的努力有助於應對氣候變化：「如果考慮到美國的人均排放量比中國的人均排放量要高出約兩倍，比最貧窮國家的平均水準高出約七倍，我們可以說，如果不負責任的西方生活方式能夠廣泛改變，將（對氣候問題）產生重大且深遠的影響。」
同時，方濟各還譴責發達國家領導人和企業「自私地對氣候問題視而不見」，將牟取短期收益置於集體氣候行動之上，「令人遺憾的是，氣候危機並不完全是經濟大國所感興趣的問題，他們關心的是如何以最低成本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大的利潤。」
矛頭直指美國後，方濟各表示，他認為即將於11月30日在阿聯酋杜拜舉行的COP28有可能代表著「方向的改變」，呼籲各方屆時就摒棄化石燃料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定，對加速能源轉型做出決定性承諾。
直接點名美國，羅馬教宗的這番「罕見」表態令諸多美媒感到意外。CNN指出，方濟各的這份聲明「措辭激烈」，他就日益加劇的氣候危機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強烈的聲音」；《國會山報》則稱方濟各是在「羞辱」聯合國的各國領導人，試圖讓他們在為時已晚之前做出改變。
《紐約時報》亦評價稱，這份聲明既有憤怒之情，也有指責之意，並且下達了命令，與過去的教宗言辭風格「截然不同」。報導援引牛津大學神學家德拉蒙德（Celia Deane-Drummond）的話評價稱，方濟各此番發言非常「實際且犀利」，「他可能已經厭倦了（在氣候問題上）泛泛而談。」
9月異常高溫，巴西向民眾分發礦泉水
據《華盛頓郵報》3日報導，根據歐盟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中心的資料，今年9月份地球平均氣溫比同期最高紀錄還要高0.5℃。這是自1940年哥白尼氣候服務中心有記錄以來，9月的最高溫紀錄。
氣候學家分析表示，今年9月的異常高溫是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和厄爾尼諾現象疊加的結果，這也使得2023年極有可能成為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認為這一可能性超過93%。
從全球來看，今年9月份感覺更像是一個異常炎熱的7月，全球平均氣溫為16.38攝氏度，遠超於《巴黎協定》中規定的資料，這也預示了隨著氣溫飆升，世界將面臨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
方濟各就任以來，與中國良性互動不斷，這次還拿中國比較，狠批美國，看得最揪心的不是美國政客，而台灣政客，梵蒂崗是目前台灣在歐洲的最後「外交」堡壘，一旦掉失，台灣的所謂「國際」空間將受嚴重挫敗。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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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現年23歲的柬埔寨女子兩年前參加日本「技能實習生」（也稱「研修生」）項目，滿懷憧憬來到日本。但到了日本後，她發現自己陷入一場長達兩年的噩夢之中。
據日本共同社、《南華早報》報道，12月16日，這名柬埔寨女子在東京提起訴訟，指控她所在的草莓農場的一名經理多次對其强奸，導致她懷孕並被强迫墮胎。
這名女子向涉事經理索賠8000萬日元（約合400萬港元）。
12月16日，柬埔寨受害女子的律師舉行發布會。日媒視頻截圖
當天，該女子委托的律師和一家給予支持的日本工會在東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據律師描述，該女子表示，她於2022年7月在日本栃木縣的一家草莓農場工作。幾個月後，農場的一名58歲的男經理「幾乎每天」都對其進行性侵犯，自2022年12月持續至2023年4月，期間導致其懷孕並墮胎。
這名經理則否認了這些指控，並告訴當地媒體，他與柬埔寨女子的行為是雙方自願的。
但共同社援引受害女子的話指出，她為來到日本而負債累累，農場經理實施性侵犯時一直以「開除」「遣返回國」為由進行威脅。她說：「我別無選擇，只能被迫服從，因為我害怕丟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京提起訴訟之前，這名23歲的柬埔寨女子曾於2023年向栃木縣警方提出申訴。但當地警察却以「證據不足」的理由，不予立案。
今年6月，該女子被診斷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隨後繼續拿起法律武器維權，並得到了人權組織和工會的支持。
此後，在同一農場工作的另外兩名柬埔寨女性也加入了訴訟，表示她們也遭到了同一名農場經理的性侵犯。
日本人權倡導者表示，該女子的經歷並非孤例，只是一個存在嚴重缺陷的制度的最新例證，揭露了日本研修生制度存在的系統性剝削現象。有人權人士直言，這是一種「現代奴隸制」，旨在剝削在日本的外籍勞工。
「研修生」與「研究生」，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別。通俗來講，研修生就是在日本學習勞動技能、順便打工的外國人，實質上就是日本企業廉價的勞動力。
日本於1981年建立「外國人研修制度」，隨著日本社會的老齡化日益嚴重導致勞動力缺乏，研修生制度逐漸演變成變相引進勞動力的方式。1993年，日本又推出「技能實習生」在留資格，但技能實習生從事的勞動多是日本人不願幹的低薪工作，也就是日本人口中的「3K工作」（危險kiken，髒kitanai，累kitsui），這與培訓技術的目標日漸背離。
可以說，技能實習生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剝削外國人廉價勞動力的制度，而這一制度也是導致研修生安全問題的原因之一。明明是引進國外的勞動力，却偏要弄一個「研修生」和「技能實習生」的名義，使雇傭外國研修生的日本企業和雇主可以逃避勞動法所規定的企業雇傭義務，如工傷保險、雇傭保險、男女同工同酬等。
因此，研修生在工作中面臨著不公正對待、工傷事故高發、超負荷加班導致「過勞死」等狀况。
《南華早報》還提到，更糟糕的是，嚴格的簽證規定將工人與單一雇主綁定，造成了權力不平衡，研修生如果受到虐待幾乎無處可去。上個月，日本剛剛宣布了允許實習生更換雇主的改革。
「這些研修生不被視為人，他們只是勞工，」日本「外籍勞工團結網絡」組織執行董事鳥井一平表示，「幾乎每個參加這個項目的女性都曾遭受過性騷擾。」他還說，在日外籍勞工需要表達自己的意見，需要一個「可以說不」的制度。
日本勞動省數據顯示，2014年至2016年，外國研修生在工作事故中死亡22人，1人為過勞死。外國研修生的死亡率是日本工人的兩倍多。2023 年，總計41萬名研修生中，有9753人「逃離」，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如果日本政府這樣對待日本工人，公衆會作何反應。」日本「人權觀察」組織官員笠井哲平稱，「日本政府利用這種計劃獲取勞動力，同時任意限制外籍勞工更換雇主的權利，這種做法是一種系統性歧視和現代奴隸制。」
《南華早報》指出，針對研修生制度的系統性變革仍難以實現。儘管日本政府已承諾在2027年之前廢除研修生計劃，但批評人士表示，未來的替代計劃預計也會是換湯不換藥。鳥井一平表示，為日本公司提供足够多的廉價工人，才是日本政府真正重視的議題。
日媒2017年製作了一檔披露日本雇主欺壓中國研修生的電視節目。視頻截圖
日本的「研修生」制度一直臭名昭著、事故頻發，上述案件只是再一次掀開了該制度的「遮羞布」。
2008年，一名中國研修生的遺體在宿舍被人發現，死於心肺功能停止。令人痛心的是，死者在死亡前一個月，已加班超過100個小時。新華社當時稱，安全事故頻發與中國在日研修生惡劣的生存狀態脫不了干係。
2017年，日本東京電視台製作的一檔披露日本雇主欺壓中國研修生的電視節目引發關注。節目披露了中國研修生在日處境：低廉的薪水、糟糕的居住條件、時常挨駡、孤獨寂寞……研修生的生活令人觸目驚心。
2018年3月，《日經新聞》披露，日本保護外勞的團體「全國統一勞動組合」調查後發現，位於岩手縣的一家建築公司利用當局的「外國技術研修生」制度，從越南引進勞工。他們中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調派到福島，在那裏進行核垃圾的處理工作。
此外，2017年至2018年，日媒報道了多起在日中國研修生遇害案件。
「中國人當研修生，首先是被日本政府出賣。」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尤一唯曾刊文指出，日本政府想要吸引人才，但沒有對外國勞動力的政策進行過認真討論。
尤一唯表示，日本政府實質上只承認自己對於低端、低階勞動力的需求，無論是實習生、留學生和日本移民後裔都難逃「臨時性」救濟的性質。鑒於絕大多數外國勞動力被限於低階、低端的制度設計，以及他們在該制度下難以在日本獲得晋升空間的事實，大多在日外勞難逃被用之即弃的命運。
新華社也曾就此發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的研修生制度，名為幫助他國，實為盤剝外國勞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