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江青（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徐焰編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解放後的養尊處優，助長了江青的奢侈享受之風，不過僅僅如此，在政治上還不至於對黨和國家造成多大的危害。嚴重的情況在於，生活上的奢華，又激起江青早年野心勃勃的習性，權力欲隨之膨脹。而且她窺視著政治風向，終於越來越多地掌握了政治權力。
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人說，自50年代以後，江青在毛澤東身邊的時候很少，感情生活差不多結束了，一度很苦悶。然而過了不久，江青在政治上卻活躍起來，並得到毛澤東的倚重。
據在井岡山鬥爭時期便與毛澤東熟悉的女同志曾志在回憶錄中說，60年代初毛澤東到廣州時便對她和丈夫陶鑄說：「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
這個政治上的「幫助」，按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解釋，便是從50年代後期起，她便成了在國內進行政治觀察的一個“遊動哨兵”，特別是觀察宣傳文藝界的動向。從1962年起，江青開始以毛澤東夫人身份公開露面，後來又頻繁地在宣傳文化界發表講話，批評這個、指責那個，到了1965年又拉班子批判《海瑞罷官》，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70年代毛澤東一再批評斥責江青時，還都肯定她在這些問題上“有功”。
在革命戰爭年代和解放初期，毛澤東從來反對重用親屬，搞裙帶關係，這在黨內還是做出好的榜樣。全國解放前後，毛澤東雖然在生活上容忍了江青的一些非份要求，政治上還是不給她什麼權力。直至1962年以前，中國新聞界在對外宣傳中，從不提毛澤東的夫人是誰。後來江青在政治上得到重用，正是由於自50年代後期的「大躍進」起，黨內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從實際出發，對毛澤東一些不切實際的設想沒有完全貫徹，甚至出現了分歧。正是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江青一些對其他人猜忌甚至是懷疑狂的心理才有了得逞的條件，一些話能入毛澤東之耳並認為是“政治上很敏銳”。這樣，她才能利用特殊身份掌握黨從來沒有賦予她的權力，甚至能凌駕於黨組織之上。
如果再從歷史的深層次分析，江青擅權的現象的出現，與中國古老的封建主義影響也有重大關係。社會上的許多人甚至包括黨的不少領導幹部，都從傳統觀念和古老的愚昧習慣出發，不是將她視為一個獨立的個人，而是當成崇拜的神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江青能夠長期橫行，社會也有其責任。
進入60年代後，由於毛澤東對周圍領導人的不信任日益加強，對國內政治形勢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判斷，江青迎合這一點大進饞言，才被毛澤東認為是「政治上很敏感」而聽信，她的權力隨之越來越大。
「文化大革命」初期，行政只有九級（這還是中央為照顧她而高定）、根本不是中央委員的江青，於1966年5月一躍而成「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副組長，開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顯山露水。
所謂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章程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組織，它建立後凌駕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之上。
按照1966年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規定，「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原本只是“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麼一個“小組”。如果用當時江青自己的話來說，那就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書班子”。可是，就是這個“秘書班子”，卻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為了一個領導全黨工作的前線指揮部。
江青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後，因其特殊身份，連組長陳伯達也要受其擺佈。1966年8月間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竟然審議起中央常委的名單排序，黨的政治生活之不正常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即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還自稱為“政治局常委的秘書班子”，第二年便發展成為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這三個黨政軍領導機構並駕齊驅的最高權力機構。當然，這也是中央和各級黨的組織被“砸爛”的結果，才為江青這個野心家、陰謀家提供了機會。
在這個幾乎要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機構中，江青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地位也水漲船高。
「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的組長陳伯達，在1967年間因屢屢受江青羞辱，也感到承受不了。此前，陳伯達起勁地“樹”江青，拍江青的馬屁以討好，其實也是為了穩住他那個在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中排名第四位的交椅。可是康生一向瞧不起陳伯達，嘲笑他是“烏龍院”的“院長”，即只知喝茶清談。由於江青在「中央文革」說一不二，掌握了實權，也視陳伯達這“老夫子”是個“迂儒”，罵他是「劉盆子」。
歷史上的劉盆子，是兩漢之交的赤眉軍所立的新帝，放牛出身，靠沾西漢遠枝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為傀儡皇帝，沒當多久便隨赤眉軍投降了劉秀。江青罵陳伯達為「劉盆子」，是挖苦他當「中央文革」組長也如同傀儡一般。後來，江青還嘲笑陳伯達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清末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1911年武昌起義時嚇得趴在床底下，被革命軍拖出來擔任了軍政府的大都督。如此比喻，是把陳伯達說成是一個傀儡。
陳伯達受此羞辱，氣憤之際竟然私下也說：「我成了劉盆子！」
由於不敢得罪江青，陳伯達只好忍氣吞聲。後來有一個中學生爬陳伯達在中南海住所的牆，這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可是在當時社會上整天疑神疑鬼的形勢下，陳的老婆劉叔晏找來公安人員拍照，引出了一個「腳印事件」。江青一聽便發了脾氣，罵道：
「中南海是什麼地方？你陳伯達拍什麼照片、查什麼腳印？你給我搬出中南海去！」
陳伯達當時住在釣魚台，知道「腳印事件」之後，回到家中，跟劉叔晏吵了一架，已無濟於事。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組長，只得忍氣吞聲，被他的那位“第一副組長”驅趕，離開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衚衕去住。
那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家”陳伯達內外交困，在1967年這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一度想要自殺。他還引經據典，找來列寧頌揚馬克思女婿拉法格夫婦因病重自己結束生命一事，來論證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自殺。不過，這個一向願意搞政治投機的老夫子畢竟還是愛惜生命的，也沒有自殺的勇氣。後來林彪、葉群乘機拉攏他，陳伯達便對江青敬鬼神而遠之，秘密向林彪住所毛家灣跑，向另一個陰謀山頭投靠。
當時中南海的警衛人員按規定負有保護之責，陳伯達一出車便要派警衛車跟隨，結果被他發現便停車責問：「為什麼跟我？」警衛人員開始不理解，直至林彪、陳伯達事發後才知道，陳伯達是因為經常要去毛家灣，又怕讓釣魚台的江青等人知道，才採取這種鬼鬼祟祟的做法。
作為一個政治集團，需要有首領，也需要有班底。江青建立自己的班底，是從1965年下半年到上海組織寫作批判《海瑞罷官》時開始，她網羅了張春橋、姚文元作為死黨。
在江青的支持下，張春橋、姚文元於1967年1月在上海發動了「一月奪權風暴」，又發展了王洪文等一夥造反派作為爪牙。毛澤東最早把「四人幫」說成“上海幫”，恰恰是明白江青的班底在上海。
毛澤東對江青也有諸多不滿，早就深知她知識淺薄、政治上有野心，但是在黨內眾多的領導人對「文化大革命」抵觸和不滿的情況下，還是看中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可靠，選擇江青充當“旗手”。這件事，不能不說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個重大失誤。
不過，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政治錯誤的性質，與江青一夥還是有本質的區別。毛澤東的錯誤，屬於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的認識偏差，其主觀願望還是要把黨和國家搞好，為此明知江青等人品質不好也要利用這類人來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鬥爭服務，不過到臨終還是堅持不把最高權力交給「四人幫」。江青一夥則純屬政治野心家、陰謀家，是為了個人私利不惜禍國殃民的壞人。
由於毛澤東錯誤地重用了江青，使她的地位和權力不斷上升。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所刊載的新聞稿中的人物排名順序，便清楚地看出江青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地位逐步上升的過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報》刊載的《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革命》的新聞稿中，江青在中國政壇上的排序是第25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陳毅、賀龍、李先念、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薄一波、李雪峰、謝富治、劉寧一、肖華、楊成武、江青……
此時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剛剛結束。江青仍然不是中央委員，排在第25位已經不正常。何況這還是名義上的排名，在這次中央全會上她實際上已經干涉政治局成員的排名順序，可見權力之大！
中，江青的排名升至第17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宋慶齡、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謝富治、江青……”
中，江青的排名迅速升至第9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江青……
這個排名順序表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新貴們由於“革命有功”，論功行賞，其公開場合的地位也已經超過了身經百戰的老帥們。
同年10月1日的國慶節慶祝大會上，江青的地位升到了第6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
此時，江青仍然既不是政治局委員、也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甚至連中央委員也榜上無名，卻能在黨內排名第6！
到了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取消，江青也擺脫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這個不倫不類的頭銜，成為中共黨的領導中樞中央政治局的成員。
據江青此時的秘書後來寫的回憶錄稱，在九大前毛澤東原來決定不讓江青進政治局，只當一個中央委員，使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沮喪了好久。臨近九大召開，毛澤東突然改變了主意，可能是出於政治上平衡林彪集團的需要，又同意她進政治局，江青一下子興奮起來。
不過為了照顧林彪，毛澤東同意林的老婆葉群同時進政治局。九大政治局出現的兩名政治局女性委員竟然是主席、副主席的兩個夫人，此事真叫一切珍視黨的優良傳統的人看後嘆息不已！
江青政治地位的提高，加之追求自我享受，使她基本上脫離了中南海的生活。
自1966年夏天起，剛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設在原來屬於國賓館的釣魚台，江青也隨之遷入並自己單獨居住了5號樓，然而毛澤東從豐澤園搬走後，春藕齋還為她保留了一套房子。
江青搬到釣魚台10號樓，住了兩年，因感到此樓條件不理想，又搬到11號樓一直住到1976年。在此期間，有次她患感冒，毛澤東去看望過一次，並對她周圍的工作人員態度很和靄地解釋，大家看在他的面子上對江青多擔待一點，多照顧一點。由此也可看出毛澤東知道她到哪裏都會和身邊的人積怨。
離開中南海後，江青因沒有人能再監督，更膽大妄為。在日常生活中，她經常辱罵甚至毆打身邊的工作人員，保姆和服務員都挨過她的耳光，還使用以剪刀扎等舊社會惡劣的手段，當年在上海灘看到和學到的女黑幫和惡太太的作派就此完全發作出來。
更可怕的是，這個終日想著整別人的江青，自己也總擔心別人要報復和害自己，長期患有一種懷疑症。她在公開講話中的口頭禪便是：「我抗議！我控訴！」動不動就說什麼某人在醫療上故意把她的身體搞壞，開始一再說劉少奇故意“迫害”她，接著講林彪如何如何“迫害”她。當時經常住在釣魚台的人大都知道，江青一出來散步，如果看見一個生面孔，便可能懷疑這人要害她，甚至還會下令當場把這人抓起來，結果許多人遠遠一見江青便嚇得趕快躲避，惟恐碰面後倒大霉。
江青身邊的人對她恐懼到這種程度，有如封建社會中的暴君出巡，這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歷史上聞所未聞的！江青對不滿意的工作人員，還動輒扣上「特務」的政治帽子，送入監獄長期關押，表現出的完全是一種迫害狂的變態心理！
毛澤東身邊的醫護人員，都忘不了那樣一件令他們心驚肉跳的事。
1972年2月12日凌晨，毛澤東由於肺心病加重和嚴重缺氧，突然休克。當時值班人員發現他側身躺在床上，像是「睡著了」。護士長吳旭君趕緊摸脈，說不清楚是心急，還是緊張的關係，她對在場的醫生說：“摸不到脈。”這一下把大家嚇壞了。
在場的主治醫生大夫胡旭東、吳潔立和護士長吳旭君、俞雅菊等馬上投入搶救，立即採取急救措施，注射應用的藥物。毛澤東的生命力也真是頑強，經緊張搶救後慢慢地睜開了雙眼，看到眼前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當知道自己剛才已經休克時，毛澤東神態安祥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
毛澤東大病一場，周恩來比誰都著急。警衛人員後來說，總理得知主席病重的消息後，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游泳池時，許久下不來車。當時，在一片「萬壽無疆」的聲浪中，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到各級黨的組織和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病情、身體狀況一點都不知道，在沒有絲毫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如果主席萬一有個“閃失”，總理該如何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及向世界去交代呢？
可恨的是，江青在事後才趕到時，竟胡說什麼主席身體一向很好，出了這種事一定是有人搞陰謀。她模仿斯大林晚年那個「醫生陰謀案」的例子，竟然也要追究毛澤東身邊的醫生中有一個“特務集團”。
毛澤東當時質問說：
「你知道這個特務集團的頭子是誰？」
在江青一愣之時，毛澤東又指著自己說：「就是我！」
就這樣，一向如同惡狗亂咬人的江青才沒有又把一批醫護人員打成「反革命」和「特務」。
據粉碎「四人幫」後中央警衛團及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群情激奮的揭發便可看出，毛澤東早說過“積怨甚多”、“盡傷人”的江青，在中南海內已是結仇遍地。對中央警衛部門的領導，她也是差不多得罪遍了。
有一次，江青不知是發了什麼神經，突然說負責警衛中央的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是壞人，要汪東興把他抓起來。
汪東興聽後感到不好辦，急忙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回答說：「我的部隊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嗎？」不過，他接著又說下放鍛煉一下也好。於是楊德中便被派到下面部隊當了師政委，用這種辦法避開了江青。
當時從中南海派到釣魚台江青身邊工作的許多人，幾乎都沒有好下場，幾任護士都被說成是「特務」。江青說這些人給自己吃了幾年“毒藥”（其實就是每日必吃的安眠藥），搞得她神經衰弱、頭髮像稻草一樣，而且在許多大會上還都聲淚俱下地“控訴”。派去給江青當秘書和負責警衛的人員，也先後一個個地被她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下令抓起來。
對這類情況，毛澤東得知後曾說過：「帽子太大了嘛，這些孩子戴不動嘛！會壓死人的！」對一些被抓被整的人，毛澤東也曾安慰說：“就看在我面上”。一些受難者也經毛澤東批准，從監獄中被放出並調到別處工作。可惜的是，江青整人的權力並沒有被取消，主要原因恐怕只能從她這個“政治流動哨兵”還用得著來解釋。
當時這些感情純樸的人們往往熱淚直流地表示，很感謝毛主席的保護，對這種不懲治咬人的惡狗、只讓一些被咬者避開的特殊「保護」方式，也就不敢多想，更不敢埋怨。不過，在中南海內的幹部和工作人員中，對江青的怒火早已到處燃燒，與她接觸的人都有伴之如虎、人人自危的感覺。
可嘆、可悲又有些可笑的是，江青長期以來並不知道周圍的人對她如此反感和仇恨，這一方面是由於馬屁精們當著她的面極盡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正如毛澤東明確批評她的那樣，極其缺少「自知之明」。當時不要說是人們的氣憤之語，即使是對江青的什麼意見，都無法通過正常渠道提出來。這種可悲的體制，又造成她愈來愈自我膨脹，同周邊的人（除了爪牙和想攀附她以謀私利者）都發生不可避免的尖銳矛盾，而且在沒有排解機制的情況下必然又發展成為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待毛澤東去世後只有採取以武力將她抓起來的方式解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江青感到過去與之雖有勾結卻在九大後出現了權力爭奪的林彪集團垮台，毛澤東又已經病重，便急於掌握國家最高權力。1972年江青擅自找來美國女記者維特克，讓她再當“斯諾”為自己寫一部《西行漫記》式的自傳以揚名世界。然而這個權欲極大、政治智商卻並不高的江青，搞不清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利令智昏，竟講了自己年輕時的一些很不光彩的醜行，對毛澤東也有諸多不恭之語。維特克所寫的書以及香港一位作者由此加工再拋出的《紅都女皇》一書，恰恰宣告了她政治上的死刑。
「文化大革命」前期，毛澤東在一些時候倚重於被稱為“旗手”的江青，對中央其他領導人多不信任時比較相信她。不過毛澤東也清楚，此人“積怨甚多”，政治水平也不高，不配掌握太大權力，因此始終沒有安排她具體職務。1972年以後，毛澤東身患重病，對江青乘機要錢、要官的行為極為不滿。他雖然很難接觸外界，對江青在外面的許多醜行並不知道（一般也沒有人敢向他說），卻仍有些感覺。後來，在政治上已經“靠邊站”的朱德又致信“潤之兄”，將江青對美國女記者維特克的談話內容和《紅都女皇》一事相告，此事大大激怒了毛澤東，生氣時曾表示要將江青趕出政治局，分道揚鑣。
據「文化大革命」時期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在回憶錄中說：
「大概在1973年時，謝靜宜調到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她是中辦機要局的人，與毛主席很熟。謝靜宜調來前，是周總理與我談的話，周總理說，就派謝靜宜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可以經過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謝靜宜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前還是比較好的，我們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見，她還是聽的。她那時甚至還能把這樣一些話傳達給我，說毛主席說：江青是一個大女流氓，有野心。」
由於人心喪盡，除了極少數心懷鬼胎的投機者之外，整天做「女皇」夢的江青實際上已經沒有什麼擁護者，註定了必然會一朝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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