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遠康

9月又是一個新學年的開始。經歷文憑試洗禮並脫穎而出的大學新生，都在各自的跑道上繼續奮鬥。可是，當我們一邊肯定公開考試的嚴謹和客觀，讓不同社會階級的學生在同一程度的考試公平競爭時，卻另一方面忽略了現今專上教育的學位分配愈趨不平等的現象。

根據教育局的資料顯示，2011年總共有約79,000個修讀資助課程的專上學生，至於為來自家境一般的清貧學生而設的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申請的人數則達29,210人，意味著能夠升讀專上課程的基層學生比例是36.9%左右。翌年，由於末代高考及首代文憑試學生一同進入大學，加上更多課程被政府承認及納入資助計劃內，使修讀專上課程的人數急升至約98,000，而申請資助的學生亦稍微增加至33,923人，比率為34.6%，雖然出身基層的專上學生之數目仍然屬於少數，但整體上與去年分別也不算太大。

可是，自從2015年開始，基層學生入讀資助專上課程的比例便每況愈下。當年合共100,277名學生當中，有29,828人需要申請資助，即基層學生佔專上教育的比例約為29.7%。去年，有關資助的申請人數更加創下過去十年以來的新低。在98,370名專上學生之中，只有21,945宗申請個案，使基層比例劇跌至22.3%！換言之，每4.5個專上學生之中，僅得1個是出身自基層家庭。與十年前比較，基層學生的比例下跌超過三分一。

既然歷年來香港學生接受教育的機會一樣是均等，面對的公開考試也是一致的，那麼，基層學生的競爭能力愈來愈小，主要的原因只能歸咎於教育資源投入的不平等。根據教育機構優才資源中心在2016年進行的調查顯示，近70%學生有補習且每月平均開支高達1,000元。當中，父母只有小學程度的學生，參與補習的比例只有一半；反之，父母學歷程度愈高，其子女補習的比例便高達87%。由於教育程度往往與經濟能力成正相關，而補習亦是提升成績的最有效之方法之一，意味著家庭經濟基礎愈好的家庭，便愈能負擔補習費用，令子女得到正規教育以外的支援，催谷學業表現及增加入讀大學的機會。至於基層家庭，在缺乏額外的教育資源下，則較難在公開考試力壓同儕，使他們入讀大學的機會大不如前。

其實，香港絕非唯一出現學生受到資本投入差距而影響接受專上教育機會的地方。以美國為例，收入最低20%的家庭，超過60%的子女未能入讀大學。而在成功升讀大學的清貧學生之中，大多數是入讀兩年制、且入學門檻及認受性低的社區大學。能夠入讀長春藤聯盟大學，即當地鼎鼎大名的私立大學之學生，只有少於0.5%，比例上是家庭收入處於最高1%之學生的八分之一。至於英國，雖然基層學生升讀大學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是出身較好的同學在入讀大學的比例上依然較前者高出2.3倍。顯而易見，不論世界各地，經濟條件較好家庭出身的學生在考入大學上都佔有絕對的優勢。除了因為能夠透過聘請名師補習提升成績之外，還可以享有參加各式各樣的興趣班、人際網絡及見識視野較廣、家長較重視子女學習情況等，促使他們有較好的學習表現，而基層出身的子女則很容易被比下去。

當然，隨著專上教育普及化，入讀大學已非達成中產生活的保證。但是，無可否認，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和前程，遠較非大學畢業生的為佳。由浸會大學連同兩間機構在2019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本地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為$14,475，反之中學文憑學歷的畢業生平均工資僅得$11,873。如果從事專業界別的工作，例如醫學、法律、工程等，其待遇差距便會更大。而當大部分「錢途」甚佳的學位和工作都落入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手上，基層學生要躋身更高的階層以打破跨代貧窮的機會便大不如前。

事實上，內地政府早已留意因家庭對子女的教育資源投入不均而造成的學位壟斷問題。因此，近月以來地方政府已經連番出手，嘗試堵塞漏洞，重建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例如北京市政府就打擊「學區房」的現象，改變過往以住房位置決定學校的做法，避免經濟條件較好的家長透過買入優質學校所在的學區而壟斷較好的學位。此外，北京政府亦調整重點中學學位分配的機制，部分學位將開放予來自市內普通學校成績較好的學生，使學區相對較差的學生，依然有機會接受學區較好的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在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更加推出「教師輪崗」的辦法，使就讀質素普通的學校之學生同樣有機會接受優秀教師的教導，提升學業表現及加強在升學上的優勢。同時，國務院亦加強規管補習社的運作，例如所有補習機構只能以非牟利形式運作和禁止上市融資，對學生參與補習的課程、時數、收費等也有明確指示，減少家長投入大量資源以催谷學生成績的情況，舒緩貧富學生之間不平等的問題。

香港不一定要將內地的教育制度改革照搬全抄，然而，政府仍然應該採取措施避免因為教育資源不平等所造成的階級固化及擴大貧富懸殊的問題，例如取消「小一學校網」，放棄就近入學的原則，避免受歡迎小學的學位全部落入能夠買入相關校網區單位、經濟條件較強的家庭手上；對於私校及部分津校的學位世襲現象，亦應予以調整甚至取消，以免早已透過躋身名校而向上流動的家長利用有關制度使子女得以同樣順利取得學位，窒礙基層學生的競爭機會等。當中、小學的學位分配更趨公平，各階層的學生有著相對接近的教育資源，則現時基層學生難以升讀大學及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才有望解決。

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Michael Sandel 的新作《成功的反思》（The Tyranny of Merits)一書指出，如果社會愈是強調教育機會平等和教育制度公正，對教育資源投入不均的事實置之不理，只會讓成功的人，例如名校出身的人或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盲目相信他們的成功是其個人的努力成果，因而對不幸或不成功人士的遭遇缺乏同理心，進而令社會更趨分化。因此，實現教育資源平等，改善貧富懸殊乃是必要之事。

【作者係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 政策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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