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大爆發，全國各地支援。4月17日，上海新增22,248宗確診和無症狀感染者，只看絕對數字還是在高位橫行，但如果看病例發現的地點就有好轉的情況，其中大約2.5%，即561宗是在人群核酸篩查中發現，其餘超過97%的患者是在閉環隔離管控中發現，顯示正邁向社會面清零。
由於抗疫疲勞及封城對經濟社會造成的影響顯然易見，這次上海爆疫，亦引發了內地討論是否仍須「動態清零」。
最近看到英國學者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的兒子拉維·雅克在英國衛報撰文，發現在英國「躺平」的背後，還有「長期新冠」這個大問題。
拉維今年23歲，一年前確診新冠，初期是無症狀，但不久就出現嚴重後遺症，即是「長新冠」，而且病情嚴重。拉維的文章先是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我親身體會到長新冠是多麼令人虛弱。我只有23歲…..然而，我已經重病了整整一年。我的主要症狀是強烈的疲勞，逼使我每天在床上度過長達16個小時，當我起床時，我不能做任何劇烈的活動，否則我的症狀會惡化。長新冠使我的生活幾乎完全停頓了。」
拉維表示，他沒有得到有效的醫療治療。他說自己的經歷遠非獨一無二。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80多家專業長新冠診所中，沒有一家能夠為長新冠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療。根本問題是，缺乏治療方法，因為對這種全新病症研究進展不夠快。
據拉維透露，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英國有150萬人患有長新冠，以英國確診累計患者有2175萬，即是6.9%有長新冠後遺症，以英國6722萬人來計算，佔人口2.2%，這些長新冠患者中28.1萬人病情嚴重。
長新冠為英國社會經濟帶來的嚴重後果，首先是病情嚴重者，對未來全英的醫療體系增加負擔。而更為糟糕的情況是，35-49歲的人最有可能患上長新冠。換句話說，長新冠削減了處於工作黃金期的人；研究估計，近一半的長新冠患者需要減少工作時間，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根本無法工作。四分之一的英國僱主說，長新冠現在是與疾病有關的長期缺勤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為數以百萬計的長新冠患者提供護理，將是非常昂貴的。最令人擔憂的是，超過3%的醫護人員患有長新冠--高於2.4%的全國平均水準--可能是由於他們接觸新冠的機會較多。社會護理和教育也受到重大影響，因為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的長新冠比例亦很高。
香港沒有像英國般「躺平」，但大流行同樣帶來大量長新冠病人。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牀教授孔繁毅表示，到港大瑪麗醫院覆診的3000多名新冠康復者中，少於3%的人出現「長新冠」，年齡由18至90歲，症狀有咳嗽、嚴重頭痛、味覺、嗅覺受破壞、氣促等等，而「長新冠」病人出現的頭痛，嚴重至影響工作。醫管局的數據中，亦有15名感染新冠病毒的兒童，康復後出現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而世界衛生組織估算全球約一至兩成新冠康復者，會出現中、長期後遺症，比香港已知的初步數字更高。
總括而這，英式躺平的背後不單止是易感人群的死亡代價，一旦大規模傳染，會帶來後患無法預估的大量「長新冠」問題。想想中國人口是14億，按英國的比例，將有超過3千萬人口患「長新冠」，其中四分之一無法工作，這對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何其大，當中還有近二成長新冠患者是病情嚴重者，需要長期醫療照顧，對全國的醫療資源亦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長新冠」的出現，已清楚顯示新冠不是「大號感冒」。中央領導層堅持「動態清零」是科學決策，而非「政治口號」。
李彤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