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之後，中國大陸大力反制，在台海展開連串軍演，同時對美國展開8項制裁行動，包括取消與美國軍方高層的對話。
美國事前似乎完全沒有估計中方有這樣強烈的反應，初時的回應有些混亂，美國官方比較低調，主要是發動盟友去作出反攻。不過，如果看亞太區的情況，顯示美國與盟友的關係並不牢固。當中有3個國家的反應比較典型：
一、日本。日本算是強硬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接待了佩洛西，日本聲稱大陸軍演的導彈，跌落日本的專屬經濟區。日本又與G7國家一齊發聲明譴責中國，成為最突出的譴責中國的亞洲國家。
中國強硬還擊日本，首先取消了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日本外相林芳正在柬埔寨的雙邊會談，日本外相林芳正8月5日在東協相關會議上發言時，中國和俄國外長同時離席抗議。充分顯示中國對日本的不滿。
日本岸田政府上場之後，對中國的態度不冷不熱，未來中日關係恐怕將會惡化。
二、南韓。南韓的態度和日本剛好相反，冷待佩洛西。佩洛西的專機飛抵韓國的時候，南韓政府沒有派出官員迎接。據說佩洛西對此非常不滿，她抵達酒店的時候，沒有經過記者等候的正門，走其他路進入酒店，沒有回應記者的問題。
而南韓總統尹錫悅雖然人在首爾，卻聲稱正在休假，拒絕與佩洛西會面，也沒有派總統府的人與佩洛西見面。後來懷疑是在美方連番施壓之下，尹錫悅才肯和佩洛西通電話。這個場面非常搞笑，尹錫悅和佩洛西同在首爾，但偏偏就是不見面。尹錫悅甘冒頂撞美國的大不韙，也不想得罪中國，估計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他的民望已相當低下，支持度跌到28%，恐怕承受不起另一波中韓交惡的衝擊。
由於尹錫悅冷待佩洛西的態度相當明顯，中國和韓國的友善關係馬上升溫，外長王毅邀請了韓國外長朴振到青島訪問。
2017年，韓國因為安裝了美國的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和中國交惡，內地掀起抵制韓國娛樂之風。這次中韓關係改善，不知道中國會否開放韓娛重登大陸市場。
三、澳洲。澳洲態度比較閃縮。澳洲新政府上台之後，改變上屆莫理森政府的反華態度，但旋即又遇到台海風波。澳洲外長黃英賢初期跟從美國的政策，在8月5日澳洲與美國、日本發表聯合聲明，就解放軍軍演表達關切，並對中方導彈落入所謂日本專屬經濟區予以譴責。
中國駐澳洲大使館8月6日大力反駁，表示強烈抗議、嚴厲譴責。指出佩洛西竄訪台灣，美國是加害者，而中國在受害者，而澳洲偏幫加害者，針對受害者。希望澳洲尊重事實，維護正義。
在中國駐澳洲大使的強烈炮轟之後，黃英賢態度顯得閃縮，她在8月8日會見記者的時候，拒絕就澳中關係發表評論，只表示：「目前最關鍵的是，兩岸緊張局勢要降溫、要恢復冷靜。」
澳洲就像一個騎場派，希望不得罪中美兩國方。在中美對抗之下，整個亞洲變得相當分裂，各國被逼要選邊站隊。
總的來說，美國的隊型認真麻麻，其「五眼聯盟」已少了新西蘭，因為新西蘭已表態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另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印度不參與發聲明譴責中國。美國暫時最鐵的盟友只有日本。
美國在亞太區搞起一個又一個框架，弄出一個又一個的組織，當遇到重大事件，看起來都是天殘地缺，徒勞無功。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