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香港人從少到大受的教育，都沒有什麼國家觀念。
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愛國者治港」標準時，提到在香港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對他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其中一點是「胸懷國之大者」。夏寶龍說香港命運從來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域，謀劃香港的未來，辦好香港的事情，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我聽完他的話，心中在想，到底有多少香港人明白什麼叫「胸懷國之大者」？後來我在多個場合，和高官、議員談到這個問題，問他們什麼叫「胸懷國之大者」，發覺沒有太多人答得上來。很多從政者都是打著自己個人的小算盤，或者在想香港的小局，沒有多少人看到國家的大局。不要叫他們貢獻國家了，就連叫他們辦好香港的事，不要搞出大問題，不要影響到國家，不為中央添煩添亂，也不一定能辦到。
我只能上網查一下，看看習主席又是如何論述「胸懷國之大者」。發覺他近年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國之大者」這個概念。
首先是對中青年官員的要求，是要他們看清大局作科學決策。去年10月10日，習主席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儀式上發表講話，他強調，年輕幹部要提高科學決策能力。做到科學決策，首先要有戰略眼光，看得遠、想得深。領導幹部想問題、作決策，一定要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多打大算盤、算大賬，少打小算盤、算小帳，善於把地區和部門的工作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棋局，做到既為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
看到這裏，我反思香港近年做了什麼事情，可以做到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呢？
再進一步是對領導幹部的要求，處理重大問題要「講政治」。去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由習主席發表重要講話。他認為領導幹部要旗幟鮮明講政治。要找准座標、選准方位、瞄準靶心，善於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使講政治的要求從外部要求轉化為內在主動。具體來說，就是要提高三種能力：提高政治判斷力、提高政治領悟力、提高政治執行力。
「講政治」正是準確把握「國之大者」的關鍵所在，是中央對內地對官員幹部的根本要求。
說到這裏，想起中美鬥爭如斯激烈的現況，要講政治，香港那能崇美？但香港從政客到官員，卻還有不少人，希望走兩邊討好的中間路線。正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才發表講話，指「我們絕不能幻想名義上回歸，但還認美國、英國做老板，拿美英的價值做衡量標準，我們絕不能覺得中央的利益可以討價還價，而英美的利益就唔郁得。」
從看大局作科學決策核心，到處理重大問題要「講政治」，香港有多少人做到「胸懷國之大者」？決策荒腔走板的例子，所在多有。
例如落實「疫苗氣泡」政策。香港疫情搞不好，中央既怕香港傳播病毒回內地，也怕你出大事要中央來救。香港做不好全民檢測，搞出「疫苗氣泡」政策，希望全民打疫苗，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其中一項措施是如飲食業員工若已打疫苗，食客也接種了疫苗的話，就可放寬限聚措施。新措施遭到部份業界人士反對後，最近傳聞政府想讓步，計劃只要餐飲業員工自行申報不適合打疫苗，就可以不打，改以檢測取代。若然如此，整個政策就廢了。根本不是看大局作科學決策，而是受到政治壓力就隨意施為。
又例如在沙嶺興建「超級殯葬城」，那個地方與羅湖口岸一河之隔，香港把厭惡設施設在深圳鬧市的家門口，又有無考慮鄰近地區的感受？鬧出深港矛盾，又要去勞煩中央來協調。
出現種種問題，皆因本地決策，根本沒有全局觀念，當然更談不上「胸懷國之大者」。
未來香港，必須改變。有新人事，就有新作風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