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發信予支聯會相關的約 10名董事及幹事，包括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等人，要求提供資料。
支聯會常委近日開會決定解散。文匯報圖片
警方行動是根據《港區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第3條，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發出有關規定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所需要的，可向某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向警務處處長提供資料。
消息人士指，《港區國安法》的權力均與其他現行法例的權力類同，警方均可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向組織索取資料；《實施細則》附表5的內容是參照現有《社團條例》第15條，社團事務主任可要求社團提供資料的條文。
比較外國的法例，也看到《港區國安法》下的類似規定是正當的權力，其他國家也有類似規定:
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及美國法典第22卷第11章規定，任何人或組織如代表外國委託人在美國境內從事政治、宣傳等活動，須向美國司法部註冊及提供相關資料（例如人員、資金及活動），否則即屬違法。
澳洲的《2018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規定任何人或組織如代表外國委託人從事有關須登記活動(registrable activities)，須向律政部部長登記，否則即屬違法。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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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涉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被告黎智英在首天出庭自辯，便自爆了其「外部聯繫」中的千絲萬縷人脈關係，當中牽涉的「英國線」人物，包括與在控方案情和庭上證供中經常出現的「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及前港督彭定康等。黎亦承認，曾捐2萬英鎊(約20萬港元)予「香港監察」。
首先，黎智英在庭上指，經由朋友認識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兩人的關係長達8年，因對方曾回應其文章，二人遂透過WhatsApp聯絡。黎智英更承認曾捐贈2萬英鎊予「香港監察」，因他覺得這個組織「做了一些對香港有意義的事」。
黎智英透過羅傑斯，認識另一位英國政治人物，就是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Lord David Alton），黎稱在倫敦與對方曾見過一次面。奧爾頓勳爵帶他到英國國會，之後兩人曾茶敘。而奧爾頓勳爵曾於2019年11月到香港參加區議會選舉「監選團」，兩人曾在酒店見面，而該「監選團」亦是同案另一位從犯證人、「重光團隊」成員李宇軒作供時曾提及自己曾參與。
翻查資料，控方曾在庭上播放羅傑斯主持的YouTube訪談節目片段，羅傑斯指奧爾頓勳爵為「香港監察」贊助人之一。而節目中，奧爾頓勳爵指當時他計劃與60名資深政客向英國國會呈交聯署信，建議若港人人權遭侵犯，英國應保障所有港人有第二公民身份，又提到前港督彭定康及英國前外相聶偉敬發起反對《香港國安法》的聯署聲明。
第三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治人物，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他正是奧爾頓勳爵的助手，曾陪同來港觀察2019年區議會選舉，但黎智英指，當時他不認識裴倫德，二人亦未曾討論過政治議題，但對方曾找他欲在《蘋果》刊登文章，而黎就把裴倫德的文章轉發給《蘋果》時任副社長陳沛敏等。
至於裴倫德是「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的執行董事，黎辯稱他不知道有此組織，僅在從犯證人李宇軒在庭上作供時，才首次聽聞。
最後一名黎智英提及的英國政客，是前港督彭定康。黎庭上表示，1997年香港回歸前，已認識彭定康，但自言「不敢稱對方為朋友，因對方為港督」。而回歸後，兩人亦曾見面數次，每次見面均透過「中間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或羅傑斯接觸對方。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亦承認曾邀請彭定康作其訪談節目的嘉賓。
辯方大律師亦曾在庭上提及，一位英國金融家比爾布勞德 ( Bill Browder ) ，因為根據控方從犯證人李宇軒供稱，比爾布勞德對幫助推動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有興趣，裴倫德遂安排比爾布勞德與當時的「重光團隊」日本線聯繫。惟黎自辯時稱，不認識比爾布勞德或日本眾議院議員菅野志櫻里，他不諳日語，與另一位從犯證人陳梓華會面時，對方亦沒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