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為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近二十年文學界對水滸傳的研究與欣賞的成果非常豐盛。研究的主題非常廣泛，包括成書時間、作者生平、對故事中人物研究、社會背景、版本等等都有專門的著述。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馬明達教授，特別對《水滸傳》情有獨鐘，他藏有幾乎所有《水滸傳》版本和相關論著，專門對書內各式人物的武功及武器作出探討。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學者對《水滸傳》與其他學術領域產生的關係作出比較，進一步瞭解《水滸傳》的影響力。我們知道中國文化一直以來對周邊國家產生很大影響，特別是對日本及韓國，兩國對中國文化更是推祟備致。因此本文對水滸傳流傳到日本概況作出考察，以瞭解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義意。
中國古典名著白話小說《水滸傳》很早就流傳到海外，據一些學者的考證，日本國是比較早期對該書作出評價的國家。有些日本學者亦考證《水滸傳》是在17世紀70-80年代間傳到日本的。目前能見到的最早傳入日本的《水滸傳》版本，是鈴木虎雄珍藏的《二刻英雄譜》中的110回本《水滸傳》，該書在靈元天皇延寶七年(1679年)，由長崎人山形八右衛門從一個中國商人手中得到的。
《水滸傳》傳入日本後開始翻刻，大概由江戶時代初開始。據紀載，西元1728年，居住在京都的林九兵衛已翻刻了李贄評點的100回本《忠義水滸傳》，日本學者岡島冠山為該書加上了日文假名標音讀法。據香港中文大學譚汝謙博士的統計，截止1978年，《水滸傳》的日文譯本共達三十三種之多，在日本翻譯的中國古代文史哲著作中，《水滸傳》名列第一。其中1660年至1867年間出版的《水滸傳》日譯本有十六種；1946年至1978年間又有十一種之多。這種情況說了日本人對《水滸傳》非常之欣賞的，可以肯定《水滸傳》在狹義小說的層面，在日本有一定的地位。
其實日本對《水滸傳》作的研究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如《水滸傳》傳入日本的時間、《水滸傳》對日本文學的影響、日文訓點木刻本《水滸傳》的考證，各種日譯本《水滸傳》譯文的優劣得失，以及《水滸傳》產生的背景、思想、藝術、語言、版本、評點等等問題。
日本開始翻譯《水滸傳》的同時，對《水滸傳》的深入研究也開始起步了。1757年，陶山尚善(漢名陶冕)的《忠義水滸傳解》刊行，是日本第一部研究《水滸傳》的專著。陶山尚善根據田文瑟講座的內容，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而寫成該書，主要是對《水滸傳》的語句進行解析。1806年，日本著名作家曲亭馬琴刊行了《新編水滸畫傳》，此書集翻譯、研究、繪畫於一體，作者在吸收前人的成果同時，儘量作出更多新嘗試，只可惜此書只出版了前10回。
日本漢學家們都發表過許多文章，有的問題還曾展開過爭論。其中，老一代漢學家的重要文章有:青木正兒的《同島冠山與中國白話文學》、《〈水滸傳〉對日本文學的影響》，長澤規矩也的《江戶時代〈水滸傳〉的流行情況》等。新一代漢學家的重要文章有:村上芳郎的《雜記〈水滸〉嗜好者馬琴》，小川環樹的《關於水滸傳作者》、《〈水滸傳〉的文學》，相浦昊的《〈水滸傳〉的語言》，水山英雄的《〈水滸傳〉的背景》，白木直也的《和刻本〈水滸傳〉的研究》、《〈水滸傳〉的渡來與文簡本》，大內田三郎的《繁本與簡本的關係》、《〈水滸傳〉與〈金瓶梅〉》，松枝茂夫的《金聖歎的〈水滸傳〉》，幸田露伴的《〈水滸傳〉諸版本》等。另外，日本近年還編篡了不少關於《水滸傳》的資料工具書。如香阪順一編的《〈水滸全傳〉語錄索引》等，為研究者帶來了方便。
日本學者除了對《水滸傳》的研究既有語言學方面的闡釋、版本學方面的考證，也有社會文化學方面的剖析。日本學者對《水滸傳》的研究並沒有囿於宋江起義的本事與農民戰爭的題材，而是把《水滸傳》放到更加廣闊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大背景下來檢視，從而揭示和闡發了《水滸傳》的社會文化學、民族學，文化哲學方面的價值和意義。如鹽穀溫認為，《水滸傳》可“供研究中國國民性及風俗”。村上知行在《水滸傳·序》中指出:《水滸傳》“對於瞭解中國人，特別是瞭解中國人民大眾的國民性，也會起很大作用”。井阪錦江在《水滸傳與中華民族》一書中更強調指出:“要瞭解中國和中華民族，就必須很好地閱讀中國小說”，“閱讀象《水滸傳》這樣的富有中華民族特色的小說”。
日本學者對《水滸傳》的評價很高的。曲亭馬琴說:“《水滸》、《西遊》之奇且巧，其文絕妙，句句錦繡，實是稗史之大筆，和文之師表。”鹽穀溫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一書中指出:《水滸傳》“結構的雄大，文字的剛健，人物描寫的精細，不獨為中國小說之冠冕，且足以雄飛於世界的文壇”青木正兒在《中國文學概說》一書中也說《水滸傳》“毫無異議的是中國小說中屈指的傑作”。
阪崎紫瀾著名烏烏道人的《政治小說之效力》甚至說，中國的二十二史誠然有著制度文物的記載或英雄豪傑的傳記，但是今天(1885年)足以作為文明史的材料來認識社會一般風俗的，卻只有《水滸傳》一書。因為只有它才把“獄吏跋扈，道德腐敗”的情況描繪得逼真可觀。總之，他們一致認為《水滸傳》“很好地描寫了時代思想、風俗以及其他種種的社會狀況，在研究中華民族上是很少與之類比的好材料”。
浮世繪是日本的一種繪畫藝術形式，起源於17世紀，主要描繪人們日常生活、風景、和戲劇。當中有兩位傑出的日本浮世繒大師深受《水滸傳》的影響，並以此為主題入畫，直接地將《水滸傳》更形象化地在日本流傳。
葛飾北齋（1760年10月31日－1849年5月10日），本名中島時太郎，1760年生於江戶（現東京），是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浮世繪師，日本化政文化的代表人物。他14歲學雕版印刷，18歲便和另一位浮世繪師勝川春章學畫，開始了自己漫長且多產的畫畫生涯——但葛飾卻是等到了60歲以後才開始出名的。1826年，為了配合當時的日本內地旅遊業的發展（多半也因為個人對富士山的情有獨鐘），北齋以富士山不同角度的樣貌為題，創作了《富嶽三十六景》一系列的風景畫，因而遠近馳名，其中以《赤富士》和《神奈川衝浪裏》最為知名。
葛飾北齋同時也是一位插畫家。他為當時的黃表紙和灑落本（讀本）等許多戲作創作了插圖，但他因為沒有按照作者所提出的而設計，經常與作者們發生衝突。《近世怪談霜夜之星》《椿說弓張月》等作品的出版使「葛飾北齋」這一名字與作者曲亭馬琴一起聞名天下。此外，此時的葛飾北齋暫住在曲亭馬琴家中。可能因此葛飾北齋十分喜愛中國小說《西遊記》《水滸傳》。為了把中國小說介紹給日本人民，他在創作浮世繪的同時，還親自為中國小說繪製了大量插圖，印成《繪本西遊記》《新編水滸畫傳》等，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魯迅先生在1934年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書筒裏寫道：「關於日本的浮世繪師，我年輕時喜歡的是北齋，現在則喜歡廣重，其次則為歌麿的人物。」接著他又說，「不過依我看，適合中國人一般眼光的，恐怕還是北齋。」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對北齋的浮世繪的推崇。魯迅先生曾對《水滸傳》作出研究，亦是中日學術交流的例子之一。
另一位大師是歌川國芳，日本江戶時代人，是浮世繪歌川派晚期的大師之一。他出身絲綢染坊家庭，本名井草孫三郎,幼名芳三郎。在幫助父親料理生意的同時對藝術產生興趣。先從師歌川國直，後來為版畫大師歌川豐國所看中，於1811年被收為弟子，1814年出師並取藝名歌川國芳。和歌川派其他畫家一樣，他開始是創作戲畫，但生意不佳，幾年後不得不以修理榻榻米為生。後來偶遇歌川國貞，覺得自己的才能其實高過對方，於是刻苦努力，畫出的一些武者三聯畫得到好評。1827年開始創作根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水滸傳》中108個梁山好漢的人物性格，生動地描繪出富有個性的典型人物肖像。威武繁複，細膩濃烈，絲絲入扣，格外受人歡迎。留下大量鬼怪畫，風格繁複，形象生動，在當時的日本引爆了水滸傳風潮。
總結︰
《水滸傳》在日本備受關注，產生了多個譯本、改寫本，許多畫家都為其繪製插畫繪本。又有很多學習對其他出了多方面的研究，甚至藉以瞭解中國人民的情況。現在日本人還將這部小說改編成動畫、漫畫、戲劇、電視，電動遊戲，傳遍世界各地。可見《水滸傳》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義意非常重大。
參考文獻
ManKung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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