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佈《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對學校運作、人事安排以及校外培訓都作出更大的監管，例如禁止補習機構牟利及上市、校外教育機構不得開辦與課科類相關的課程、規管作業時數等。同時，各地保留一定的政策自主性，因應實際情況執行中央的政策方針，例如北京就採取教師輪崗制度，要求老師定期到不同學校任教，避免優秀的師資僅集中在重點學校身上，收窄不同學校學生的成績差距；至於上海市就推出「5+2」教育政策，即每間學校每星期的五個上課天中，每天提供兩個小時的課後義務服務等，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免費的指導及達到託管的目的。可見，雖然有關政策的別名是「雙減」，矛頭直指減少學童學習壓力，實際上卻是希望達到更多的社會目標。

內地雙減有著多重政策目標   

第一，是改善近年教育資源和機會分配不均的問題。無疑，國家經歷改革開放後，義務教育已經接近完全普及化，為社會帶來更多精英人才。但是，雖然教育機會幾近平等，社會出現另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各個家庭教育資源投入不均，嚴重影響每個學童的發展機會。一群經濟能力較強的家長銳意栽培子女成材，所以除了接受校內教育之外，亦不斷參加各式各樣的補習班和興趣班催谷成績及增加入讀名校的機會。結果，城市學生的成績和升學機會都逐漸遠遠拋離農村的學童。根據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全國綜合社會調查，發現城市和農村的小孩在小學入讀率幾乎一樣，但是當進入初中之後，城市學童的在讀比例便較農村學童高出接近20%。至於考入大學的比率，前者更是高出後者1.5倍，其中考入專業科目如醫學、工程等的比例高出超過3倍。

城市出身的子女整體而言成績愈來愈好，壟斷更多大學學位以至日後更好的工作機會。然而，對於鄉村出身的子女而言，就等於封閉他們進入城市發展如打工、創意以改變人生和向上流動的機會，令他們更有可能留在農村，過著物質相對較低的生活。長此下去，極有可能造成城鄉割裂，引發鄉下的人對城市居民和社會的不滿。因此，只有國家出手，打擊家長「以本傷人」催谷子女成績，加上其他政策配套，方可有望減低有錢家庭和貧窮家庭子女的成績和發展機會的差異。

第二，雙減有助減少父母的教育壓力和開支負擔，以提升適齡男女的生育情況。雖然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都喜歡大家族生活，鼓勵多生小孩，但是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轉變，年輕一代的生育率有明顯下降的趨勢。由1980年每對夫婦生2.6名嬰兒，下滑至2019年的1.7名。考慮到當今適齡人口的經濟負擔能力、結婚人數、建立家庭的觀念等因素，預計生育率難以大幅攀升，即是新生人口的數量無法追上人口老化的速度，對國家財政狀況、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都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

根據內地學者的研究，時下年青人不願生育的其中一個因素，正是子女教育開支負擔過大。一項針對北京市的調查發現，家庭平均用在每名子女的教育開支佔每月總開支超過15%，有部分中等收入的家庭每月更加花上超過50%的開支在子女身上。另一項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研究則顯示，政府每增加公共教育開支1%，出生率便會增加0.047%。可見，教育開支是不少夫婦卻步的原因，所以需要嚴格規管透過報讀校外教育機構課程以刺激家長之間互相競爭的風氣，才有望將教育成本問題改善，並達致增加新生人口的效果。

第三，中國面臨人才培養方式轉折的關鍵時期。過往中國重視文化教育，以考試作為學府取錄學員的唯一標準，但是此等做法同時造成學生通常擅長應付考試及僅僅具備與學科相關的知識和能力，至於學科以外的認知則相對不足。同時，目前的中國已經告別以密集人手和材料加工為主的工業發展模式，2020年的數據顯示，第二產業的經濟貢獻對國家經濟的貢獻不過40%。未來，國家將會逐漸邁向著重創意和技術的高增值低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例如科技工業、創意產業、環保工業、文化藝術等。考慮到目前強調考試的教育模式難以培養大量相關人才及適應時代要求，因此，國家推出「雙減」政策的意義，不單為了減輕學童和家長的壓力，也是透過減少競爭，如減少考試和功課時數等，讓學生有更多空餘時間發展不同的興趣和培養讀書之外的技能，使下一代學生更加獨當一面和跟上未來經濟發展的步伐。

當然，除了以上與學生發展機會和身心成長有關的因素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如防止教育機構上市以籌集資金而刺激股價，減低金融市場泡沫化的可能，避免出現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動盪；減低家長為了保送子女到重點學校就讀而令部分學區的樓價急升及房屋炒賣的活動，讓樓價和房屋供應可以相對受到控制等等，都是「雙減」下追求的政策目標。

資本滲透教育   社會容易兩極化

雖然「雙減」是一個「一石多鳥」的做法，促進多元的社會價值，但是其實種種目標的背後，都是指向著同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抑制資本對教育及其他社會功能的影響，減少社會的不平等和不穩定。隨著改革開放超過四十年，不少國民、尤其是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人民已經富起來，城鄉以至城市之間不同階層、背景之間的收入和生活差距亦在逐步擴大。而先富起來的人由於有著較多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本，如人脈網絡、文化知識等，並會由下一代繼承。而下一代又容易在所繼承的資本之中進一步確立和擴大明顯的社會優勢，長期而言，這種趨勢將會扼殺社會流動性，變成牢不可破的社會層級。而當擁有較多資本的人透過教育建立更加雄厚的優勢，則會令教育除了是學童個人努力和天賦的比拼，同時逐漸成為資本投入的遊戲，扭曲義務教育作育英才和讓下一代有相對公平的環境互相競爭的初衷，並進而造成其他方面的負面影響，如家長過份催谷成績的不良競爭風氣、補習公司盲目融資造成資產泡沫而引起的潛在金融危機等等。

由於國家希望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所以抑制資本的過度擴張、促進社會公義實屬必要之舉。而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資本不公以至其他方面的階級矛盾便更為明顯。據統計，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多人口擁有最多百萬資產或以上的地方，在2016年人均資產總值更加高達18.5萬美元。然而，數據同樣顯示，港人的資產中位數只有3.43萬美元。換言之，其實大多數港人並不擁有富裕的資產，只是因為有一小撮人的資產出奇地多，從而大幅拉動平均數字，因而可以反映出香港貧富差距的問題相當嚴重。

而即使不作令人咋舌的貧富對比，而是改為由基層與中產對比，差距擴大的問題一樣絲毫未變。在2011年，即是最低工資實施的一年，僱員每月收入排在最低四分一位數為9000元，而收入最高的四分一則為20000元，雙方差距為11000元；到2020年，僱員每月收入排在最低四分一位數為13200元，而收入最高的四分一位數則為28800元，雙方差距為15600元。當然，從工資升幅而言，前者在過去9年間高達46.7%，的確稍高於後者的44%。然而，從實際數字來說，則很明顯看出雙方工資水平愈來愈遠，證明基層不但被富豪遠遠拋離，與中產家庭的經濟狀況的差異同樣逐步惡化。

在資本差距日漸擴大之下，教育層面的階級矛盾亦逐漸浮現。以專上學位的學生資助申請人數為例，這個專門為有經濟需要家庭而設的資助計劃，在2011/12學年、各大院校學位不足80000個下，仍有超過29000名學生申請；反觀2019/20學年，雖然學位增加至約99000個，但是申請人數卻下滑至21000人。這些數字反映愈來愈多考入本地專上學院的學生，並非來自基層家庭。如果假設需要申請專上學生資助的人都是來自公屋的住戶，再根據以往其他研究的數字，即是說公屋出身與居住私樓的學生進入本地大學的比例由大約1:2，提升至1:3。基層學生獲得學位的難度愈趨增加，背後的原因正是貧富差距的擴大。當基層家庭無力為子女提供與中產或有錢家庭相近的學習資源，成績及教育機會被比下去屬意料之內。

事實上，香港家長互相競爭的心理十分激烈。有調查發現，香港每對夫婦平均用於每名子女身上的教育開支高達13萬美元(約100萬港元)，較不少發達國家如英國、澳洲、美國、加拿大都要高，甚至接近高出同樣重視子女教育、競爭風氣盛行的新加坡1倍的開支。當中，以子女報讀補習班和興趣班成為教育開支最主要的部分。有社會機構在2019年所發佈的數字顯示，兒童的補習費用及興趣班費用的中位數分別為1,250元及1,000元，絕非基層家長所能輕易負擔。在教育成本及壓力不斷增加下，一方面基層子女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和個人未來發展的可能都大受打擊，容易造成社會階級固化的問題，另一方面教育成為年輕人不願生育的頭號原因，而新生人口減少將對政府開支、經濟發展、勞動人口等各方面造成深遠而不利的影響。

港版雙減必須「減不公」和「減壓力」

因此，港府必須與內地看齊，推出教育改革方案。當然，香港的改革未必需要針對補習機構，因為雖然這個市場每年坐擁數以億計的盈利，但是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不應對私人市場作出過多的干預，加上這些公司未足以影響金融市場的健康，所以在避免影響有關產業及其從業員生計的前提下，規管補習機構未必是恰當的方案。對於香港教育被資本嚴重扭曲的情況，港版教育「雙減」應該著眼於「減資本帶來的不公」和「減競爭帶來的壓力」，而除了規限功課時數、不設精英班、平衡各間學校師資質素之外，重點在於如何調整各級學校的收生要求。

目前內地實施「雙減」後的其中一個常見現象，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縱然官方明文禁止某類行為，相關持份者亦嘗試利用灰色地帶催谷學童成績。例如校外培訓機構由於不能再提供牟利性的課科類補習課程，於是這些機構卻搖身一變改為提供培訓技能和興趣的課程，如運動、繪畫、編程等等，並在教學過程中加入與課科類有關的知識，例如以英文教學等等，變相將補習和活動結合，提供另類的補習課程；而雖然國家規限學生每天處理功課的時數，但是部分學校則以其他名義讓學生在學校完成功課，並在縮短每節在校做功課的課堂時間下，同時增加有關課堂的堂數，令總體功課時間不減反增；也有經濟條件較好的家長索性不送子女出外補習或參加任何興趣班，而是聘請各個學科和技藝的名師到家中提供一對一的指導，使出身本來較好的子女現在得到更好的學習效果。這些教育相關持份者，其實並非視政策如無物，而是因為在院校的收生方法不作調整下，公開考試成績仍然是主要的收生標準，變相令到相關機構執行「雙減」的話，可能反而會導致學童的競爭力有所削弱，不利升學及將來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因此，各大機構、學校和家長不得不繼續「內卷」，透過不同方法催谷子女學業成績，令「雙減」的成效變得有限。

同樣地，香港都是採取以考試決定學生前途的篩選方式，換言之，即使推出減少學生學習壓力的措施，例如減少功課時數或考試次數等等，在家長望子成龍的強烈願望下，學生的競爭相信難以大幅下降，對基層學生因教育資源的不足造成的不公問題也難以改善。當然，有人可能指出現時許多中學及小學的收生標準，除了考慮學生的學業成績之外，還會考慮其他技能、課外活動獎項、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等等。但是，其實這種做法造成更大的不公，擴大不同階層學生之間的差距，因為經濟能力較弱、學習資源較少的基層家庭，又可以如何不斷出資參加各式各樣的興趣班、交流團，或是為口奔馳的父母如何可能有充裕的時間陪伴子女出席各種考試和比賽？結果，愈是標榜收生期間需要考核學生多元能力的名校，就愈不可能錄取基層出身的學童，造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局面。至於具備經濟能力的家長，在競爭心理作祟下，更會催谷子女不斷參與各種活動而免被比下去，徒添學童的身心壓力。

收生原則才是不公和壓力來源

既然學位無法滿足所有家長的需求，而目前沒有較公開考試或學業成績客觀的收生辦法，那麼，唯一可以改變的，就是學校收生的原則。在1960年代的美國，由於種族之間的個人發展和家庭背景差距和實在太大，輸在起跑線的黑人難以在考試中與教育資源相對較為充裕的白人爭一日之長短。為了令黑人有著與白人平等的機會，部分大學採取配額制度，即是各個學系都預留一定位置予黑人學生申請，令成績未如白人的黑人學生都有機會入讀專業科系，如醫科、法律等，透過獲得專業資格實現社會流動，收窄黑、白人之間的社會地位懸殊的弊病。其實，中國內地的少數民族同樣享受著類似的教育政策優惠。根據《新疆少數民族教育質量問題的分析與思考》一文，新疆文科大學生在高考的成績較漢人學生平均低146分，理科學生則較漢人學生平均低出169分，但是在國家的優惠政策下，兩個民族的尖子一樣可以入讀各間院校，憑著取得學位及其所帶來的發展機會以拉近兩個民族在社、經實力上的差異。同樣地，這個安排一樣可以應用於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如少數民族一樣弱勢的草根學生身上。院校除了按照成績收生以外，可以考慮預留部份名額給予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如現正領取學生資助或綜援的家庭，使之能與家庭背景較為優厚的學生接受同等的教育機會，扭轉現時因貧富之別而造成的強弱懸殊之局面。

此外，相較於單單按照成績取錄學生，更加公平的做法是以抽籤的形式決定學位的分配。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Micheal Sandel在其新書《Tyranny of Merits》（成功的反思）便提出有關的建議。他認為既然家庭背景決定教育資源的多寡，而教育資源有對學生的成績有決定性的作用，那麼僅以成績作為取錄學生的唯一標準，就必然導致學位集中在出身優厚的學生身上，造成嚴重而深遠的社會不公。因此，比起按照冷冰冰的數字順序地錄取成績優異的學生，Micheal Sandel建議院校應該設定一個最低門檻，而任何達到成績門檻的學生，都可以參與抽籤從而有機會得到學位。例如假設醫學系過往只是取錄所有學科都能取得A或5星星的學生，現在則放寬至接受成績C或5級以上學生的申請，再在當中以抽籤的方式選取學生。這種做法較能保障學習資源匱乏的學生入讀熱門或心儀學科的機會，亦可令被取錄的學生因知道得到學位的原因源自運氣（抽籤）而變得相對謙卑，較易培養良好的品格。當不同級別的學校都不再單以成績或課外活動表現收生，而是以抽籤的形式分配學額，家長就毋須大費周章催谷學生成績，教育的競爭和壓力自然亦會相應減少。

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就是人類的欲望無窮無盡，而資源是有限，所以會出現稀少性，從而帶來競爭以分配有關資源。學位作為現今社會中最有助於改善年輕人收入和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工具，也因稀少性而出現激烈的競爭，並逐漸流向資本較多的人身上。如果我們不作任何的改變，香港距離封建社會裡「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仕族」的腐敗反動現象之日不遠矣。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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