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事情，做或者不做，都有機會成本。以香港的方法抗疫，正在付出重大的機會成本。
城大生物醫學團隊開發的數學模型，以社交接觸數據推算第5波疫情，估計有25萬人感染，和香港目前的疫情走勢接近，模型推算2月底或者3月，會達至高峰。
我不知道這個估計是否準確，而政府實施嚴格的限制措施，的確可以減少社交接觸，有助控制疫情擴散。問題是，即使城大生物醫學團隊的估計準確，疫情會在3月到達高峰，但其後究竟會是橫行、回落還是快速減退呢？
以Omicron變種病毒的傳播能力和香港的抗疫手法，我估計長期都不能清零。據過去兩年的經驗，去到夏天，冠狀病毒的活躍度會下降，疫情到5月有機會結束。不過，Omicron的高度傳播力，恐怕都要捱到6、7月，再加一點運氣，疫情才會大幅減退。換言之，我們還要捱5個月的嚴格限聚。
有人說：政府不能夠這樣長期地嚴格限聚，可能推行一段短時間就會放寬。這樣的話，又會出現一個新問題。疫情未清零，一旦放寬，又會再爆。變成「一放就死，一死就收」的災難循環。
香港人只能夠無語問蒼天，又會失去5個月的正常生活，又會失去5個月的生計。究竟人生還有多少個5個月呢？這還未計有些人用一生心血創造的生意，可能在5個月內就化為烏有。但目前香港選擇一個「慢清」的方法，不是這樣，又能怎樣呢？
若香港想要「快清」，按內地的經驗，不外乎兩招。一招是全民檢測，另一招是禁足。以內地的標準，以香港目前的疫情，早已兩招齊出。早前西安累計才驗出2053宗確診，已禁足32天，再加多輪全民檢測清零。香港一日已有1161宗確診，疫情恐怕嚴重西安10倍了。
香港目前只是「半禁足」，而檢測力量提升之後也只是一日做30萬次，只有四份一桶水，只能慢慢捱。若要快，又回到原點，就是馬上進行全民檢測，估計香港在兩星期進行3至4輪全民檢測，就有機會快速清零。
特區政府不進行全民檢測，可以總結出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理念上的，認為不能強制市民進行檢測。但我想問的是，香港現時強制在私人場所不能有多個兩個住戶聚集，這不是強制嗎？另外，未打疫苗的人，不可以進入商場、食肆等場所，這不是強制嗎？在保障公共衛生這個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下，為何可以強制打疫苗這種入侵性行為(我是贊成的)，而不可以強制市民做檢測呢？
第二是現實問題。A) 有人說即使強制，也逼不到市民百分百參與。其實，不需要百份百的參與，能夠有八成市民，即600萬人參與已經可以，只要這600萬人都能夠病毒清零，進行多次檢測，就可以達到相當大的效果。另一個方法是叫僱主協助確認員工已進行檢測。香港有400萬人要上班，這樣做可以確保有400萬人參與，另外再有多200萬人自願參與做檢測，就可以有八成的港人參與檢測。
抗疫是一門科學，做不到十足，做到八成，已經有效果。若所有人都參與的話，做1、2輪檢測已可清零，若有八成的人參與，做多一點做3、4輪檢測，也可清零。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香港根本沒有足夠做全民檢測的能力，除了後台的化驗人力，亦包括檢測站的檢測人員和相關的工作人員。香港沒有這種能力，但可以請求中央的協助提供化驗人員、檢測人員，另外也要動員本地義工幫忙設立檢測站。阿爺有這樣的能力，只是香港沒有決心去做而矣。
香港特區政府的心魔，應該是這樣形成的：西方政府強制實行疫苗通行證，強制推行限聚，香港就夠膽做類似的強制措施; 西方沒有強制進行全面檢測，香港就不敢做。這完全是一崇洋「壞腦」思維，並不科學。順帶一提，部份西方政府也曾想做全民檢測，只是沒有能力做到而矣。
香港人要作出選擇，若繼續在糊裏糊塗的情況下，以緩慢清零的路徑去嘗試抗疫的話，香港人就要嚴格限聚多5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如果願意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就可能在1個月內清零，生活快速復常。孰優孰劣，不言而喻。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