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剛過，人大常委會正在北京審議再發債6萬億人民幣救市，而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就到深圳，會見香港的商界人士，推動他們加大投資，支持內地和香港。
夏寶龍寄語香港工商界，可以說是循循善誘，耳提面命。早在去年12月全國港澳研究會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夏寶龍提到香港社會各界持份者，應該「深入思考、身體力行」時，亦都特別將工商界拿出來單獨討論，指他們是推到香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應該做到「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在香港由治及興中，發揮更大作用。
其後夏寶龍在今年9月在北京接見特首李家超的時候，再點名工商界、企業家要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要求「把愛國愛港熱情轉化為一項一項具體的實際行動，齊心協力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
在夏寶龍今次會見商界的前夕，特首李家超昨日（11月7日）出席本地及國際商會聯合舉辦的《施政報告》午餐會時，亦向在場商界人士表示，要做到《施政報告》的各項措施以達致改革，政府無法單打獨鬥，而是共同責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特首所指的共同責任，意思是指香港的種種工作，不能夠單靠特區政府獨力完成，要推動香港商界，和特區政府一同努力。
夏寶龍今次會見商界時，講話緊緊圍繞貫徹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突出展示出國家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支持香港高質量發展的決心。明確釋放了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充分發輝獨特地位和優勢，在助力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更好發揮作用的信號。指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迎來了可以輕裝上陣，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
中央反覆提醒，推動香港工商界加大力度廿金建香港，主要有兩個背景。
第一，香港正經歷痛苦的轉型。香港過去的經濟比較單一，偏重金融地產，而且經過多年發展之後，無論土地或是工資成本已經變得相當貴，近年出現的北上消費潮，亦都是這一種成本高企、競爭力下降的體現。
香港要負擔得起這一種高成本，就需要有高增長，一定要有各種類型的新產業冒出頭來，從新的金融產業到新的創科產業，要一項又一項的產業發展起來，提質增效，找到新的市場，香港的經濟才能步上新的台階。
不過，搞新生意就必須有人才和資金，在資金方面亦不能單靠政府提供，需要本地和外地的資金，所以如何鼓動本地商界多作投資，亦都是香港經濟能否成功轉型的其中一個關鍵。
第二，地緣政治風險高升。在這個新階段關鍵期，狂人特朗普重回白宮，國際局勢更加嚴峻，香港工商界能做些什麼，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香港由治及興？
面對如此險惡的環境，香港別無他選，只能夠強化自己，應對挑戰。這就讓人想起1997年出現亞洲金融風暴，各國的貨幣受到狙擊，當時南韓的韓圜大跌，南韓的民眾主動捐金出來，支撐國家的幣值。
如今就到了香港各界，特別是工商界貢獻報效的時候。在和平的歲月，大家輕輕鬆鬆就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但是在艱難的時刻，香港人特別是工商界就需要團結起來，為香港這個我們成長發展的地方，作出更多的貢獻。
盧永雄
財政司司長預告本年度財赤會由2月時預計的481億元，倍增至1000億。經濟不好，政府赤字上升，難免令外界感到憂慮。而千億赤字亦導致財政儲備下降，令人擔憂特區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
高額財赤雖然值得擔心，但是香港的家底仍然很厚，一方面政府的收入減少赤字上升，一定程度都是和利息高企影響經濟有關；但另一方面利息高企，亦令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大增。
由於外匯基金獨立於政府的財政，每年只是支付財政儲備存款、特區基金和法定組織存款的數百億收益，會反映在特區政府的帳目收入之內，其餘外匯基金的盈虧都是獨立於財政預算之外。
可以看看過去幾年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2022年因為當年美國利息減至接近零，外匯基金當年蝕了2024億元。但是隨著過去兩年多美國大幅加息，外匯基金的收益亦水漲船高，2023年外匯基金錄得2127億港元的投資收益，完全抵銷了2022年的虧蝕。而今年首3季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更高達2247億元。按這個走勢，外匯基金今年的投資收益有機會增至近3000億。
如果將這兩條分開的數加起來看，政府盤數蝕1000億，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有3000億，香港整體的財政狀況，就沒有表面看來那麼不健康。
另外，截止去年底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是6524億港元，如果再加上今年的3000億投資收益，扣除開支之後，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都應該超過9000億。
回頭看特區政府的財赤，主要是由於收入減少所致。第一，土地收入，原預計地價收入有330億元，但頭7個月只有37億元。第二，主要收入利得稅，本年度原預計有1802億，截止9月上半年度只錄得71.2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1.8%，恐怕全年減幅也較大。第三，印花稅亦按年下跌16%至239.6億。第四，大項中只有薪俸稅有增加，按年增5.4%至83.6億元。總體來說收入是跌的多。
收入下跌和利息高企及地緣政治下美國對內地和香港施壓有關，但隨著美國步向減息周期，今年第4季起股市交投有起色，相信情況會略有改善。但總體而言，仍難望政府的收入短期內會達到平衡。
本來財赤高企，政府就應該要開源節流，但經濟不好，若政府還大幅削減開支，就會出現一個「落雨收遮」的情況，觸發私營部門進一步萎縮，令經濟更差。所以政府推出逆周期措施，維持相當的開支以支撐經濟，是合理的做法。
至於支出方面，政府3大開支項目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醫療會隨著人口老化而增加，社福亦難減，唯一教育是可以斟酌的領域，因為隨著出生人口減少，中學及以下的教育開支應該可以削減，以反映收生減少的狀況。固然教育界會對加快殺校有很大的意見校，但從節流來看，這亦是一個可考慮的方向。
另一個可以思考的地方，是整體節省人力成本。政府有超過18萬公務員，仍未聘任的缺口有10%，現在勞工市場仍然緊張，市場薪金高企，叫政府減公務員薪金並不現實，否則公務員流失會更嚴重，政府減薪也會進一步推低消費。
所以政府使用人力資源主要應該考慮的方向，第一是增加外判以減少工資開支，無論如何外判的成本都會較政府請人便宜。第二，加快智能化自動化的步伐，盡量取代用人力做的工作。政府內部部分做事的方法，仍相當古老，效率較低，如果能夠加快自動化和智能化的步伐，可以節省人手。當年入境處引入自動過關的設備，十多年後效益反映出來，關口不斷增加擴大，但人手就不用完全成比例增長，節省了大量人手。政府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從這些角度考慮節流，而不是削減服務，否則會對公眾影響太大。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