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爭議未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北京會見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時候，詳細解釋了有關移交逃犯的法律問題，並提出「港人港罪港審」的概念，甚有新意。
張曉明指出，透過逃犯條例移交內審訊的，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在內地涉嫌犯罪、逃到香港的內地人；第二種是在香港涉嫌犯罪的香港人，他們只接受香港法律的審判，不會移交內地，港人根本不用擔心。第三種是涉嫌在內地犯罪，逃回香港的香港人，從法律角度而言，應該移交。而逃犯條例目前保留的37項罪行，根本沒有涉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學術研究自由等範圍，對於工商界，只針對嚴重的經濟和金融犯罪。至於在香港涉嫌犯罪的港人(上述第二種人)，只會以香港的法律審判，不會移交內地，香港人完全不用擔心。他認為目前香港社會的擔憂和恐懼，都是基於反對派的造謠和煽動，諸如「人人都可能被移交」的說法，稍懂法律的人，都會知道根本就是謊言。
移交逃犯這樣複雜的法律問題，一般人都不會深究，只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反對派將之宣傳為「所有香港人都可能是逃犯」，會將市民「送中」，搞到人心惶惶，甚至有人以為將來在香港罵共產黨，都可能被移交去大陸。反對派然後提出「港人港審」的概念，說港人犯罪，應該在香港審理，乍聽之下，亦好像順理成章。
今次張曉明便借反對派的「港人港審」概念，提出「港人港罪港審」 的新講法，只略略修改了對方的提法，就澄清了很複雜的法律問題，亦釋除了香港人的疑慮。「港人港罪港審」的講法有幾重意思：
第一是讓公眾聚焦在「港罪」兩字上面，點明港罪港審，港人在香港犯了罪，只會在香港審理，不會移交內地，即使在港觸犯政治罪行，由於是在香港犯法，也不會移交內地。當加上了「港罪」兩字，基本上99.9%的港人都會排除在移交內地的範圍之外，剩下的只會是那些在內地觸犯了刑期超過三年的罪行、逃回香港的港人。
第二是政客大多只犯港罪。香港的反對派政客，除了當中較溫和的人，絕大部份都不會回內地，就算想回內地觸犯內地的法律也辦不到，要犯罪，也只能夠犯「港罪」，也不可能會被移交內地。
第三是提出了「屬地原則」的問題。香港所行的普通法有屬地原則，即當地法庭只能夠處理在當地觸犯的罪行，不能夠審訊在外地觸犯的罪行。這也是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涉嫌殺害女友後逃回香港，香港法庭亦無權處理這案件的原因。反對派提出的所謂「港人港審」，就是假若有港人在內地犯法，就算是殺人放火，都應該在香港審理，不應該交由內地法庭處理。首先，內地不會接受這種侵擾其司法管轄權的安排。其次即使內地接受這種安排，由於異地審訊，取證極度困難。在香港審理在內地犯法的港人，在客觀上等於不審理，疑犯很容易會因為證據不足而脫罪。「港人港審」根本違反了普通法的「屬地原則」。假設「港人港審」的法律通過，在通過法例之前所犯下的罪行，由於違反普通法原則，不可能有追溯權，而港人陳同佳是在此前之犯的法，本地法庭也無法審理，等如放生了陳同佳。張曉明提出「港人港罪港審」這一著相當高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簡單加兩個字，既解釋了很複雜的法律問題，也釋除了港人沒有必要的憂慮。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