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際醫學期刊《刺針》在線發表一項由一個國際科學家團隊撰寫的綜述文章。文章指出，即使針對德爾塔變異株，現有新冠疫苗對重症COVID-19都有很高的疫苗效力，因此，在大流行的現階段，為普通人群接種加強針並不合適。
內地完成接種的人口已超過7成。
上述文章匯總了目前發表在同行評議期刊和預印本服務器上的隨機對照試驗和觀察性研究中的現有證據。在觀察性研究中得出的一致結論是，疫苗對新冠重症仍具備很高的效力，包括所有主要病毒變異株所導致的重症。平均來看觀察性研究報告的結果，發現接種疫苗對德爾塔變異株和阿爾法變異株所致的新冠重症的保護效力達95%，對預防感染這兩種新冠病毒變異株的保護效力超過80%。在所有新冠疫苗類型和病毒變異株中，疫苗對預防新冠重症的保護效力大於輕症病例。
文章指出，儘管疫苗對預防無症狀感染和病毒傳播不如預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高，但即使在疫苗覆蓋率高的人群中，未接種疫苗的少數人仍是病毒傳播的主要因素，而他們自己也面臨著罹患新冠重症的最高風險。
該文章認為，即使接種者的抗體水平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也不一定會削弱疫苗對預防新冠重症的保護效力。原因是，對新冠重症的防護不僅是由抗體反應介導的——對於某些疫苗來說，抗體反應的持續時間可能相對較短；但記憶性免疫應答和細胞免疫也在防護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反應的持續時間通常較長。如果最終決定啓用疫苗加強針，就需要確定在哪些特定情況下收益大於風險。
然而，即使疫苗效力沒有任何損失，疫苗的大量供給將會增加接種疫苗的人數，未接種疫苗的人數會減少，因此所有病例中突破性病例的比例會不斷增加，特別是在接種疫苗導致接種者行為習慣改變的情況下。但是，疫苗能夠誘導針對當前變異株的抗體反應，表明現有變異株尚未進化到可能逃避疫苗誘導的記憶性免疫應答的程度。
文章指出，雖然能夠逃脫現有疫苗的新型病毒變異株正在進化過程中，但是他們最有可能來自已經廣泛流行的毒株。因此，與使用現有疫苗的增強針相比，針對新型病毒變異株而研發的增強針的有效性可能更高，有效存續時間更久。流感疫苗就採用了類似的策略，每年的疫苗都是基於當前流行毒株的最新數據，這樣增加了「即使毒株進一步進化，注射疫苗仍會有效」的可能性。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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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新一輪關稅政策，對所有貿易夥伴徵收10%的「最低基準關稅」，並對與中國、越南、印度、歐盟等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加徵差異化「對等關稅」，其中中國商品稅率高達34%（累加現有關稅至54%）、越南46%，印度26%、歐盟20%。政策甫宣佈迅即重挫美國科技盤交易，蘋果公司領跌，跌幅一度達7.9%，創下自2020年9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美媒普遍預測，關稅政策對蘋果的打擊尤為嚴重，因蘋果作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之一，其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越南、印度等地。今次會否如過去一樣，最終往往由消費者「埋單」？
蘋果股價暴跌。
2018年特朗普首次對華加徵關稅後，蘋果逐步將部分產能轉移至越南、印度等國，以降低對中國製造的依賴。據蘋果的供應商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蘋果200大供應商中約有10%在越南設廠；印度則承擔了部分iPhone和AirPods的生產，並計劃未來生產25%的iPhone。
不過，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將這一布局變得複雜化，因為越南和印度分別對應46%和26%的對等關稅，意味著蘋果在這些國家的生產成本將顯著提高。
圖示各經濟體開展的雙邊與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相關情況，可看到美國原本的線就比其他地區稀疏，而美國加徵關稅後，原本就不多的自貿協定也形同虛設。
蘋果在越南生產AirPods、iPad及MacBook，在印度組裝iPhone，但這兩國家今次均被列入高關稅名單，其中越南高達46%、印度達26%；其他亞洲生產基地同樣受衝擊，包括馬來西亞（24%關稅）和泰國（36%關稅）也承擔部分Mac生產線；另歐盟成員國愛爾蘭（20%關稅）則生產部分iMac。
換言之，蘋果要麼自行吸收關稅成本，壓縮利潤率，否則就是提高產品售價，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彭博社》分析指，iPhone、iPad和Apple Watch佔蘋果年收入的75%，關稅可能直接衝擊其核心業務。
美國軟件開發公司Instrumental聯合創始人、前Apple Watch產品設計主管Anna-Katrina Shedletsky說，蘋果會把這些新的關稅數字放到他們建立的模型中，在幾個小時內就能知道問題有多大。
蘋果的困境反映了全球科技供應鏈的脆弱性。儘管企業試圖通過分散生產基地降低風險，但特朗普的「無差別關稅」政策令這一策略均徒勞無功。
雖然特朗普主張通過關稅迫使企業將生產遷回美國，但現實表明，美國本土製造業面臨多重挑戰。
庫克曾說：美國工人比不上中國
現時，蘋果唯一在美國本土生產的高端產品是Mac Pro，但其德克薩斯州工廠仍依賴中國進口的零部件，如訂製螺絲。Mac Pro生產線更曾出現工人在交接班前提前離開崗位的情況，導致公司不得不暫停裝配線。
2019年，蘋果曾計劃將Mac Pro生產線遷至中國，但因特朗普威脅加徵關稅而被迫保留。然而，該工廠長期面臨生產效率低下、供應鏈不穩定的問題。
庫克曾到中國參觀生產線，認為中國工廠比美國好。
蘋果CEO庫克（Tim Cook）曾直言，美國缺乏足夠的高端製造工人，2017年在一次會議上，庫克表示：「在中國，你能輕鬆找到填滿幾個足球場的熟練工程師，但在美國，我甚至不確定能否坐滿一個房間。」 反映即使企業願意回流美國本土，也難以復現亞洲的高效生產。
事實上，過去關稅成本最終往往由消費者承擔，如特朗普第一任期對鋼鋁加徵關稅後，美國汽車製造成本增加5%至8%，本土鋼價上漲42%，今次新關稅可能推高電子產品價格，進一步加劇通脹壓力。
蘋果並非唯一受衝擊的科技企業，其他依賴全球供應鏈的美國公司同樣面臨挑戰。儘管白宮豁免了半導體關稅，但台積電等關鍵供應商仍受特朗普「芯片稅」威脅。
《紐約時報》提到，谷歌、微軟等對國際供應商的依賴程度沒那麽高，但其重要的消費電子業務也會受到衝擊，關稅可能推高公司建設大型數據中心的成本，而這些數據中心正是開發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術的重要基礎設施。
短期來看，企業難以迅速調整供應鏈；長期而言，若關稅持續，全球科技產業可能加速向東南亞、墨西哥等低關稅地區轉移，而非回流美國。
特朗普的新關稅政策旨在重塑全球製造業格局，但其對科技行業的衝擊凸顯了美國供應鏈與勞動力的結構性短板。蘋果的股價暴跌相信僅是開始，若政策持續，可能引發更廣泛的市場動盪與通脹壓力。真正的「美國製造」復興，需要的不僅是關稅大棒，更是本土產業生態的全面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