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又到8月下旬，距離中共二十召開，只有兩個多月。
國家主席習近平露面，於8月16日，到了遼寧西南部的錦州考察。外媒將焦點放在習主席喊話「東北振興」，恐怕這是放錯重點了。
當天下午，習主席去到錦州凌河區的遼瀋戰役紀念館，回顧東北解放戰爭歷史和遼瀋戰役勝利進程。遼瀋、淮海和平津3大戰役，是解放軍打敗國民黨軍的3場決戰。而作為揭幕之戰的遼瀋戰役，發生在1948年 9月12日至11月2日，當中最關鍵之戰是序幕之戰----錦州會戰，這一仗改寫了中國的歷史，決定了一年多之後解放全中國的重大歷史轉折。
習主席考察遼瀋戰役紀念館時說，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同國民黨的大決戰，既是兵力火力之戰，更是民心向背之爭。遼瀋戰役勝利是東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來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決定事業興衰成敗。只要我們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就能擁有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又指出，「我們的紅色江山是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們決不允許江山變色，人民也絕不答應。 」
習主席到訪錦州，背後有微言大意。要了解背後的含義，首先要知道錦州大戰究竟是什麼一回事。1948年初，解決戰爭已進入第3個年頭。解放軍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吸引了大批農民參與。國民黨軍當時在東北地區有50萬之眾，但被解放軍分割於瀋陽、長春和錦州為中心的3個孤立的據點。其中國民黨軍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率領30萬人固守瀋陽一帶；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領軍10萬人守衛長春；東北剿總副司令范漢傑領軍15萬防守錦州及山海關一帶。
國共兩軍的東北決戰如箭在弦，解放軍面對國民黨軍的3大據點：長春、瀋陽和錦州，究竟應該先從哪裏打起？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先打最北端的長春，是最正路的選擇，因為長春已被解放軍包圍，守軍人數也較少，而解放軍的東北野戰軍的主力集中在北方，進攻長春無後顧之憂，這是最易打的方案。
進攻瀋陽是另一個抉擇，但瀋陽集中了國民黨軍30萬重兵，顯然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至於最南端的錦州，是最不利解放軍進攻的地區，由於解放軍重兵在北部，東北野戰部隊必須長途跋涉南下，遠距離奔襲，而補給路線又暴露在瀋陽附近的國民黨軍的攻力之下。加上部署在北平的國民黨軍傅作義大軍可以北上馳援錦州。進攻錦州很容易會陷入一個南北夾擊的危局之中。所以，東北野戰軍部隊的司令林彪傾向先打長春。
但毛澤東並不這樣想，他傾向於先打最難打的錦州，原因是如果打長春，就像攻打腰部，容易成功，但食之無味。打瀋陽是攻堅戰，若國民黨軍敗退，就會選擇率領大軍南撤，撤回關內，就會影響到華中地區的戰局。進攻錦州雖然最難，但若然成功，就可以關閉東北的大門，最大限度地把國民黨軍困在東北，圍而殲之。因此，毛澤東拍板要速戰速決，在國民黨軍南下北上救援之前，快速拿下錦州。
錦州之戰極其慘烈，最後解放軍成功拿下錦州，奠定之後的勝局。
今年以來，中國歷經艱險，從上海疫情，到經濟受困，再到佩洛西訪台。就是在二十大召開之年，出現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習主席在台海風波後一露面就去了錦州，有重要的啟示：
一、當年錦州戰役如此之難，但中共捨易取難。無論中國大國崛興，抑或統一台灣，沒有一件是容易的事情。當年的中共做得到的難事，如今的中共也可以做得到。
二、紅色江山，不能丟失。從錦州之戰，到3大戰役，這個紅色江山，是大量革命先烈用性命換回來的，不可丟掉。今年是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年，敵對勢力不止挑戰政權，還想山河變色，所以要用盡全力，瓦解顛覆勢力。
三、關鍵在於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只要中共牢記「執政為民」的使命，人民就是最大的依靠，江山就會牢固，統一必定在望。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