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在英國自1066年開始實施至今接近一千年，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司法制度，一直沿用到現在，因為普通法是與時並進，緣於法官除了引用法律條文審理案件外，亦可在法律空白的地方，在判案時形成案例，成為日後法庭需要遵從的案例法（Case law），所以在普通法體系下，亦有人稱法官可以立法（Judges make law)。
本港司法制度百多年來是跟從英國，亦是實施普通法制度。普通法其中一項為人樂道的精神是寧縱毋枉（Hundred escape rather than one suffer)，特別在刑事案件訴訟中，凡事都講求證據，所以證據在被法庭接納前，都經由控辯雙方律師透過陳詞及盤問證人，最後，由主審法官裁定是否接納成為證據。
但在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落在控方身上（lies on the prosecution), 這亦是普通法的其中一個特點，刑事案辯方無需證明自己清白，只是盡量提出疑點，而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舉證證明被告有罪。因此，辯方要懂得怎樣去質疑控方提出的證據，令法官同意有合理疑點，最終在「疑點利益歸於被告」(benefit of doubt)情况下，被告人有可能會被判無罪（not guilty)。但無罪不一定等於無辜(innocent)。
例如在2019中西區爆發警民衝突，警方拘捕一對夫婦湯偉雄及杜依蘭，同案還有一名女學生李宛叡，3人否認暴動罪，是反修例事件中首宗在地方法院審訊的案件。
經聆訊後，法官郭啟安頒布書面裁決，3名被告暴動罪名不成立，在考慮案件呈堂的證據，基於普通法奉行的「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與及「寜縱毋枉」的原則，現場證據及3名被告的裝束，不一定能夠反映各被告當時事實有參與非法集結甚至暴動，所以判他們無罪。但無罪和無辜，就是兩碼事了。
李發言
法律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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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他在其學說《五蠹》中開宗明義直指「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以文亂法，有法不依，是造成社會混亂的藉口。韓非子非常不齒文人，以為文筆了得，精通六藝，就可以議論朝政擾亂朝綱，江湖俠客以為擁有一身武藝，就肆無忌憚用武力觸犯法律, 他對不守法的人，深惡痛絕。
自2013年開始，香港就有一羣學者以戴耀廷為首，鼓吹年青人行使公民抗命權(civil disobedience )，甚至可以「違法達義」，以身試法。結果令不少年青人堕入法網，因而被判刑入獄。「違法達義」，根本就是一條假的命題，美化了暴亂行為。
其實公民抗命並非什麼新理念，最初由美國哲學家梭羅所提出。他認為，政府制訂出來的法律與行政命令，有時並不一定符合公義。人民有權憑自己的良知，去判斷這些法律與命令是否應該遵守，必要時可以選擇「公民抗命」，不惜「違法」，也要「達義」。例如梭羅拒絕交人頭稅，因為政府增加徵稅的目的是籌集軍費對墨西哥開戰。印度領導人甘地認為，英國殖民地政府制訂的《食鹽專營法》剝削人民，帶領人民去海邊煮海水造鹽。這些都是公民抗命的例子，抗命者深明自己要付出觸犯法例的代價。
戴耀延一方面倡議「違法達義」，但另一方面卻否認他是始作俑者，表示自己在此前所有文章中，只2014年11月12日發表的《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一文中提過一次「違法達義」四字。他引述該文原文：「『以法限權』也止於確保政府真的做到依法管治，但法律仍未必能實現到公義的。因此，即使法治已達『以法限權』的層次，在法律仍有範疇未達公義的要求，那麼公民仍會以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促使法治能再向前邁進，達到「以法達義』的層次。因此，才有『違法達義』的說法。」以說明自己並非「違法達義」的創始者。但他認為「違法達義」是「公民抗命」與「以法達義」的結合，形容該說法極具創意、對不公義制度「極具破壞力及威脅」 。其實，戴耀廷相當狡猾，把「違法達義」修飾成「以法限權」，明明是違法行為，卻變得合理化及理所當然。
在本港法庭的多次裁決，早已向社會清晰表明，「違法達義」就是違法，不能凌駕法治。在2016年旺角暴亂中參與掘磚的畢慧芬被判暴動罪成，法官判詞指出：「每個人都有權追求民主、自由和公義，但手法不能凌駕其他市民安居樂業的權利，更加不是減免刑責的藉口。」2018年6月，立法會大樓附近垃圾桶爆炸案的判決，法官王詩麗指出：「無論被告的政治理想有多崇高，對任何施政和議題有什麽意見，都不能用危險和非法手段表達不滿，否則只有一個後果，就是受法律制裁。」
這些判例清晰劃出法律界線，「公民抗命」、「違法達義」並不能獲得法庭開恩、從輕發落。違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絕不值得鼓勵。
李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