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有界線 叫人投白票 話人係怪物 都可能犯官非

作者: 李法言

香港是一個享有高度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的城市，按《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而香港在回歸後，所有市民都一直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但言論自由並非代表可以不受限制及約束。濫用自由發表言論，還是有機會觸犯刑事或民事法律。

正如香港高等法院早前審理一宗涉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罪（案件編號HCMA 457/23)。上訴人蘇浚鋒以呈請形式上訴，遭高等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高院暫委法官姚勳智認為，原審裁決沒有違反侵犯表達自由及平等的權利。

案件是發生在2021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前中大學生會會長蘇浚鋒涉在facebook轉載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峯呼籲投白票的帖文，蘇浚鋒承認「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罪，判監兩個月、緩刑18個月。蘇浚鋒其後以案件呈請方式提出上訴，法官在判詞中指出煽動市民不投票顯然不利於選舉過程，並浪費公共資源，本案施加言論自由的限制沒有超出所需，並且作出合理平衡。

從上述案件中可以看得出言論自由的權利，並非完全不受限制，而且言論自由一旦超越紅線，除了可能觸犯刑罪行外，也可能觸犯民事的「誹謗（defamation)」。根據香港法例第21章《誹謗條例》任何人或機構透過書面文字或說話，發布惡意言論去損害另一人的聲譽；或發布虛假消息，以求惡意中傷或誣衊他人，即屬誹謗。

概括而言，誹謗分為兩類：一類是永久形式誹謗 (Libel)，即以書寫或其他永久性方式發佈；而另一類是短暫形式誹謗 (Slander)，即以口述或其他短暫性方式發佈。

若要以民事程序控告他人誹謗，原告人要證明相關言論與事實不符，對方是惡意中傷。
但被告人抗辯首先可證明有關言論符合事實。另外亦可就言論不涉及或沒有針對原告或言論是有理據（justification) 、公允評論（fair comment)及是否受特權保護(qualified privilege)作為抗辯護理由。

以「公允評論」(fair comment)作為誹謗案抗辯理由會最經典案例，莫如律師謝偉俊1996年指「名嘴」鄭經翰及林旭華在電台節目中誹謗他，從而向鄭及林提出控告。謝偉俊在原審及上訴時皆獲判勝訴，獲賠償8萬元及贏得堂費，但案件在2001年上訴至終審庭時，出現峰迴路轉，終審法院裁定鄭一方上訴得直，終院亦在這案中，確立公允評論（fair comment）的原則，即被告一方在發表言論時，是真誠地相信其發表的是公允評論，即使其懷有偏見或別有用心，亦可以用作免責辯護，從而保障大眾就公眾利益發表意見時，可以用作抗辯理據。

但在日常生活或工作當中，有些人喜歡為朋友改花名，例如叫一名熟朋友做 「排骨」，是否須因此而要負上誹謗的法律責任呢？任何可能會令他人受到憎恨或鄙視的字句，都會構成誹謗。不過，正如《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一書中提及，要確定這些字句是否有誹謗性，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嘲笑其他人以達至某程度上的幽默，經常會在生活裡發生。如有關字句不能動搖一個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便不能被用作展開誹謗訴訟的理據。

不過，在一宗英國案例內 (Berkoff v Burchill & Anor.)，Berkoff是著名的演員、導演兼作家，在一篇文章中，他被形容為「惡名昭彰、看來很可怕的人」。其後，作者在另一篇講述電影《怪物》的文章中，又將其中一個角色形容為與 Berkoff 一樣，指「『那隻怪物』與『Berkoff』 很相似，只是僅僅好看一點」。

Berkoff 指這些陳述令其他人把他理解成「可怕而醜陋」的人，因而具誹謗性。被告人申請將訴訟撤銷，原因是這些陳述，可能只會令人在情感上受到傷害或覺得憤怒，但並不算是誹謗。不過，法庭認為以這樣的描述去形容一個以演藝維生的人，令Berkoff在一般公眾心目中聲譽受損，足以構成誹謗罪。

由此可見，言論自由並非毫無界線，一個人不負責任地發言，對社會造成傷害(如叫人投白票)，或損害他人名譽(話他人似怪物)，都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法律ABC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唔係是必要你講嘅，除非你自己想講，但係你所講嘅所有嘢，我都會用筆記低，將來可能用嚟做呈堂證供。」上面這一段說話，大家都可能經常在警匪片警察拉人時聽到，耳熟能詳。

這段說話稱之為「警誡」或「Caution」。當執法人員正式拘捕一名嫌疑人的時候，就會向被捕人講出這一段說話，目的是提醒被拘捕人士，他有保持緘默的權利。之後錄取的口供就叫做「警誡供詞」(Caution statement)。

終審法院曾於HKSAR vs Chan Chu-leung 一案中在判詞內強調，「緘默權」（Right to remain silent ）與「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兩者息息相關，同樣重要。而《香港人權法案》第 11(2)(g) 條訂明，就刑事審訊程序而言，任何人不得被強逼認罪或作出招認。

當一個人被捕時候，執法人員會提醒他們可以行使緘默權。在這種情況下，被捕人可以選擇不回答任何問題（除了基本個人資料外），直到律師到場，而律師也可以代表被捕人繼續不回答問題。如果被捕人選擇行使這項權利，執法人員無權因為被捕人的緘默而加以懲罰。

「緘默權」的行使非常簡單，被捕人只需要明確告知執法人員自己會保持緘默，並且不會回答任何問題。而這項權利的行使不能被視為犯罪行為，當然執法人員仍可以在合理懷疑下繼續進行調查。

雖然「緘默權」是一項基本權利，但在某些情況下，執法人員仍然可以強制進行某些調查行為。例如，執法人員有權根據法庭手令，要求被捕人提供指紋或DNA樣本。此外，「緘默權」不能阻止執法人員進行必要的搜查或檢查，這些行為不需要被捕人的配合。

「緘默權」的來源是由於被拘捕人士有可能在錄取口供時候，在未有律師陪同下，無意中提出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而這些口供有可能會被控方日後檢控時呈堂，造成被捕人士得不到公平審訊。另一方面，執法人員為了避免受到辯方在法庭聆訊時候提出質疑，會向法庭展示，在替被告人錄取口供前，已經向被捕人作出「警誡」。

由於想確定被捕人在「警誡」下所錄取的口供，能被法庭接納，1992年保安司刊憲發布《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在以下3個情况下，執法人員（警隊、廉政公署、入境處、海關）應先向被捕人士作出「警誡」，然後才可以繼續查問。

1.當有證據及合理理由懷疑有人干犯罪行（《規則及指示》規則 II）
2.當落案起訴任何人或告知該人他可能被控（《規則及指示》規則 III(a)）
3.當向被檢控的人發問問題之前（《規則及指示》規則 III(b)）。

簡而言之，「警誡」是一種提醒，嫌疑人不要因為被拘捕荒亂之下，胡亂作出不利自己的證供。特別是在200、300年前的英國，大多數小市民其實未受教育，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權利，所以特別有這些措施保護他們。現代社會民智已開，睇警匪片睇得多，對警察向疑犯發出的「警誡」朗朗上口，有關規定的現實作用已經減少。

另外，必須注意在某些情況下，被捕人見律師的權利會受限制，例如，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列明涉及國安案件，被捕人羈留期間可被限制會見律師。但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已表明，被捕人仍有緘默權，不會在該段時間被逼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