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科玉律無罪推定

作者: 李法言

普通法其中一項為人樂道的精神，就是任何人在刑事訴訟中，未經法庭定罪前，都被推定是無罪（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這一項原則，目的在於保障被告人在法律上的權益，防止控方對被告指控造成公眾輿論，而對被告人造成不公平，間接變成未審先判。因此，在這原則下，於刑事案件審判時，代表政府專責提出檢控的律政司，就要負起舉證責任，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舉證，證明被告有罪。

英國上議院在Woolmington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1935）一案中強調，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的罪行，而被告人無需證明自己無罪，這一項判決進一步鞏固了無罪推定原則，亦成為刑事案中的金科玉律（golden thread)。

Woolmington案例中的被告人Woolmington是案中死者的丈夫，根據警方調查所得，妻子（即受害人）與被告爭吵後返回娘家，被告携帶一支散彈槍到外毋家中尋找妻子，其後妻子被該槍擊中身亡。被告被控以一項謀殺罪，但被告聲稱當時自己用槍自殺作為要脅，想逼使妻子回家，但該槍「走火」才意外殺死妻子。

原審法官當時引導陪審團稱，被告人是有責任證明他沒有謀殺妻子的意圖，否則應裁定他罪成。但上訴庭法官指原審出錯，強調在刑事審訊中，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of)在於控方（lies on the prosecutions) ，被告沒有責任證明自己清白，並形容這是項原則為英國刑事法律的一條「金科玉律」。

而根據《基本法》第87條明文規定，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應被假定無罪。

為了令被告人得到公平審訊，刑事案件有異於民事案，刑事案舉證標準（standard of proof)的門檻非常高，控方在庭上所提出的證據必須是不留合理疑點（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律政司將警察搜集所得的證據，用作證明被告事實上的確有罪，並在法庭呈堂，而香港所有涉及刑事案件調查及取證工作，均是由警察負責（部分國家檢察官可以自行取證如韓國）。而香港警察取證亦有嚴謹的程序，根據法律的要求。通常前線警務人員在拘捕疑犯之後，必須把有關過程紀錄在案。拘捕的門檻是要有合理的懷疑及有事實證據。

拘捕及有足夠搜證之後，便會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在有足夠證據下，律政司才會提出檢控。而所有證據的關鍵之處，在於取證的要求一定高於簡單的合理懷疑。

律政司在考慮警方提交的案件時候，必須全面檢視手上所有證據，才決定是否進行檢控。這方面的門檻要求是非常高，因為證供是否完整及統一，往往會左右律政司檢控的決定。若證據不足就提起控訴，一旦辯方在庭上提出合理疑點，律政司不但輸了官司，亦有可能要支付被告的堂費（即律師費），等於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法律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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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在英國自1066年開始實施至今接近一千年，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司法制度，一直沿用到現在，因為普通法是與時並進，緣於法官除了引用法律條文審理案件外，亦可在法律空白的地方，在判案時形成案例，成為日後法庭需要遵從的案例法（Case law），所以在普通法體系下，亦有人稱法官可以立法（Judges make law)。

本港司法制度百多年來是跟從英國，亦是實施普通法制度。普通法其中一項為人樂道的精神是寧縱毋枉（Hundred escape rather than one suffer)，特別在刑事案件訴訟中，凡事都講求證據，所以證據在被法庭接納前，都經由控辯雙方律師透過陳詞及盤問證人，最後，由主審法官裁定是否接納成為證據。

但在刑事案件中，舉證責任落在控方身上（lies on the prosecution), 這亦是普通法的其中一個特點，刑事案辯方無需證明自己清白，只是盡量提出疑點，而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舉證證明被告有罪。因此，辯方要懂得怎樣去質疑控方提出的證據，令法官同意有合理疑點，最終在「疑點利益歸於被告」(benefit of doubt)情况下，被告人有可能會被判無罪（not guilty)。但無罪不一定等於無辜(innocent)。

例如在2019中西區爆發警民衝突，警方拘捕一對夫婦湯偉雄及杜依蘭，同案還有一名女學生李宛叡，3人否認暴動罪，是反修例事件中首宗在地方法院審訊的案件。

經聆訊後，法官郭啟安頒布書面裁決，3名被告暴動罪名不成立，在考慮案件呈堂的證據，基於普通法奉行的「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與及「寜縱毋枉」的原則，現場證據及3名被告的裝束，不一定能夠反映各被告當時事實有參與非法集結甚至暴動，所以判他們無罪。但無罪和無辜，就是兩碼事了。

李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