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早前路過石硤尾街市，見到魚檔掛出招工廣告，用1000元日薪請人，掛了兩個月也請不到人。做賣魚一個月返工22日，有2.2萬元人工，收入相當不錯。當然賣魚不是人人喜歡做的職業。但有工無人做，香港的失業情況真是那麼嚴重嗎？
魚檔請了兩個月也請不到人。
看本港的失業數字，又的確在不斷上升，最新公佈的7至9月失業率再升0.3個百分點，至6.4%水平，是2004年11月以來的16年新高。失業重災區是零售業，其中零售、住宿、膳食服務業失業率急升0.8個百份點至11.7%，是「沙士」之後的高位。雖然疫情稍為穩定，但失業問題正在惡化當中。特別是11月底政府第二輪保就業計劃結束之後，學者預計到時香港的失業率會衝上7%的水平。
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當年第二季和第三季的失業率曾升上8.5%高水平，之後急速回落。當年沙士疫情延續的時間不是很長，由2003年2月確診第一宗個案開始，到同年6月疫情已完全消失，沙士高峰期只有4個月。但如今香港面對的問題是早在去年6月開始先受到暴力社會運動衝擊，令到零售生意下跌，今年再爆新冠疫症重擊，疫情至今已延續了9個月，但仍未見到盡頭。只是因為有政府的保就業計劃的大力干預，才拖住失業率不至於大幅上升。
有人問，為何如今的失業感覺，好像沒有2003年那麼差？2003年沙士時對於失業的恐懼感非常強烈，有兩大原因。第一、2003年沙士的時候，股市和樓市都暴跌，由於財產急速蒸發，令到很多僱主額外驚恐，所以裁員、縮減開支的反應特別快。而如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在大幅放水，令到利息接近零水平，實體經濟雖然很差，但股市樓市卻仍在高位。用美國的講法是「大街衰退，華爾街旺場」，很大程度上穩定了很多老闆的情緒，他們對前景沒有沙士時那麼悲觀，雖然生意蝕錢，但亦願意捱多一段時間，有些僱主甚至把物業再按揭，套現支撐生意。
第二、香港社會較以前富裕了，很多年輕人都可以回家靠父母。看失業數字，今年7至9月， 20至24歲年青人共有4.5萬人失業，失業率高達20.1%，即5個年青人就有一人失業，較去年同期大增了10.3個百份點，年青人的失業情況，其實相當嚴重。不過，由於現今社會較前富裕了，就算不說那些擁有不少資產的中上階層，即使是住在公屋的勞工階層，經過20、30年的財產累積，不少人都會有幾十萬元的積蓄，再加上公屋租金也不高，就算失業，用積蓄支付日常的生活費，仍可以頂到一段較長時間。而很多年青人對失業也不擔心，因為他們可以返回父母的家中，繼續生活，不至於沒地方住、沒有飯開。過去「馬死落地行」，如今馬死會返屋企。
香港目前的失業人數接近26萬，今年9月有23萬宗綜援申請，而失業綜援申請有1.9萬宗。按理，如果這些失業人士「好等錢洗」的話，魚檔就不會兩個月都請不到人。主要還是社會富裕了，餓不死人，打工仔會對職業更加挑剔，不喜歡的、甚至不夠體面的便不做，所以才出現失業率高企，魚檔缺人的怪現象。
可以預見，香港的失業狀況，勢將急速惡化。國泰航空宣佈大公司裁員的第一刀，即日停止國泰港龍的運作，集團包括國泰港龍航空將整體削減約8500個職位。集團透過凍結招聘和自然流失，實際上裁撤的員工只是5900人。單計國泰裁減的5900人，就等於增加了0.15個百分點失業率，未來失業率還會上升。
香港人是有錢不知驚。中老年人的積儲本來為了養老，在還有工作能力時失了業，掏空了積蓄，老來生活難捱。年青人失業就回家，甚至當放假又一年，不止令心態懶散，工作能力每況愈下，最後吃光家人積蓄，只能靠社會福利過活。
我當然不敢叫大學生去賣魚，但見到這種失業狀況都不識驚，見到政府放寛本地團至30人，還有人去追問為何不放寛示威遊行人數時，就生起一種「何不去示威」之嘆。見到如今海嘯式的經濟狀況還不識驚，仍然不斷想去搞政治者，難道示威遊行真是有得開飯？未捱過餓，真是不知捱餓之慘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