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資料圖）
這裏還有一個關鍵性的插曲。耿直的陳耀翰醫師當面向蔣介石陳述病情，建議他應該即刻停止一切活動，休假半年。蔣介石聞言大感驚惶，回官邸即與宋美齡商議，宋美齡唯恐蔣介石一旦請假，豈不大權旁落，立即招來陳耀翰，嚴厲申斥他不該在蔣介石面前「危言聳聽」。宋美齡的態度明顯予人諱疾忌醫、權位遠比健康重要的錯覺。
宋朝詩人黃庭堅曾經寫過一首《清明》，詩謂：「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驚天地龍蛇蟄，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公侯。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
動升降病床上。蔣介石這天的精神不錯，他呼喚值班的台北榮民醫院護士羅小姐。蔣介石說，過兩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幾首描寫清明節的古詩吧！羅小姐翻開蔣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詩三百首》，從目錄中找尋與清明有關的詩句。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詩人杜牧寫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蔣介石對這首詩熟悉的詩句，沒有太特別的感覺，所以，只讓羅小姐念了一遍，就轉念別的詩句了。接下來念的是黃庭堅寫的《清明》，當護士小姐念到最後一句——「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蔣介石臉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兩次，他說，這首詩寫得好，你多念幾遍。羅小姐起先還不太懂詩里的意思，一邊念，一邊看書里的語譯，她才曉得，這句「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說，人活著的時候，不論你是聖賢還是平庸之輩，生命結束的時候，留在人間的都不過是長滿野草的小土堆。
蔣介石的病體，從體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繼而蘇醒持續卧床，波波折折，纏綿病榻，已經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時光了。他身體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時發生的一場車禍。發生這場意外之前，蔣介石的車隊甫自市區兜風歸來，正返回陽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說巧不巧，一位少將師長剛結束軍事會議，從陽明山開著軍用吉普車一路往山下市區方向疾馳，蔣介石車隊最前方的前導車，見到這部吉普車跨越中線疾馳而來，前導車趕緊煞車，雖未與吉普車碰撞，可是緊隨其後的蔣介石座車，司機竟一時失神，反應不及，該踩煞車的時候竟踩成了油門，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導車，故而發生禍事。
「總統」座車向來穩妥安全，行經各地路段，路口交通燈號全部開綠燈，故而蔣介石、宋美齡坐車從不系用座椅安全帶，哪知禍從天降，碰撞如此猛烈。據座車侍衛人員事後追述，撞車瞬間，由於突如其來的力道過激，坐在后座的蔣介石、宋美齡冷不防都從椅子上彈了起來，兩人身體先是往上衝擊，繼而往前衝撞。宋美齡疼得在車裏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雙腳受重創，幸未骨折。蔣介石雖然力持鎮定，但也撞得不輕，初步檢查，只發現下體有紅腫現象，起先以為沒有大礙。兩三個月後，榮民總醫院心臟科大夫為蔣介石作健康檢查時，發現了車禍後遺症的徵兆，醫師發覺蔣介石心臟大動脈發出不尋常的雜音，證實其心臟主動脈瓣膜，可能在車禍中受傷而未及時察覺。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年年初，尚看不出問題的嚴重性，到了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蔣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紅燈。「總統府」在這天要召開例行月會，在體力不濟的情況下，蔣介石本想支撐前往，“秘書長”張群勸阻再三，才勉強決定請假，會議也因之停開一次。五月三十日，蔣介石甚至陷於低度昏迷狀態，被緊急送進榮民總醫院其專用之「第六病房」。這次病情尚稱輕微，兩個禮拜左右即漸趨穩定。
舊社會中國文人都拿毛筆寫字。蔣介石終生只用兩種筆，一種是批示重要公文、發佈命令、寫正式書信及日記時使用毛筆；一種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寫便箋（即：下條子）時，偶爾拿紅藍鉛筆寫字。看一個人健康好壞，從寫字的字跡最能見微知著。
一九七○年六月十五日，病況漸有起色的蔣介石，用毛筆寫了一封信給蔣經國。從字跡明顯看出，他握筆時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厲害，與往昔筆力之逎勁，不可同日而語。蔣介石在信上告訴蔣經國：
經兒：余體力已日漸康復，惟拿筆反不如病中之穩健，其他一切體操行動如常。湯太夫人余當親自弔祭，故你可在金門多住幾日休養至廿一日回台北為宜，千萬聽從勿違 父示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這封字數不過八十餘字的家書，據說花了蔣介石近半個小時才寫好。不過四個月前，一九七○年的農曆春節（陽曆二月六日），蔣介石還寫了一段話，作為他的春節感言，聲稱：「今年要在世界局勢重大變化混亂與我國最險惡艱難中，積極奮鬥，打破這一難關，光復大陸，拯救同胞，以湔雪恥辱，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蔣介石寫這段文字時，筆力仍然遒勁，可見當時蔣介石的精氣神尚稱充足。
但是，對照兩個月前（亦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祝賀即將新婚的次孫孝武的家書，則在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這可能是蔣介石最後幾封寫給孫輩的毛筆信了。
武孫：你來信與長詩英文信皆已接到，甚為欣喜。祖母病後右手尚不能握筆寫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來，日有進步，勿念。你們在外國結婚，未能親臨主持為念，惟望你們能早成婚，回國相見為盼。特趁你母來美主持婚禮囑其帶此一函作賀，甚盼一切歡樂，為祝 祖父母示 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蔣介石身體真正出現較嚴重惡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進了新落成的陽明山「中興賓館」，許多侍從人員都傳說這裏的風水不佳。某次，蔣介石在賓館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氣，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動了。當時還沒準備輪椅，醫官只好拿來一張椅子，讓蔣介石扶著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鑒於蔣介石心臟毛病癒來愈惡化，由蔣經國及宋美齡授權，派遣榮民總醫院醫師盧光舜到美國延請華裔心臟科權威余南庚，到台灣主持蔣介石的醫療小組任務。余南庚系江西人，解放前卒業於上海醫學院，接受庚子賠款獎學金資助，先後深造於英國熱帶病學院，研究學習傳染病學，後來又到劍橋大學專攻心臟學，最後轉至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中心深造。余南庚之所以慨允赴台，主持醫治垂危之蔣介石，據說與其曾在“中央訓練團”受訓，感念蔣介石有關。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他就任第五任「總統」後兩個月，蔣介石在中興賓館呈現昏迷狀態。
這裏還有一個關鍵性的插曲。早在蔣介石昏迷前一個月，榮民總醫院曾經為蔣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檢查，陳耀翰醫師從儀器數據報告中，驚覺蔣介石的心臟擴大現象較前更加明顯，如果再不善加調養，恐怕發生不測。耿直的陳耀翰因而當面向蔣介石陳述病情，建議他應該即刻停止一切活動，休假半年。蔣介石聞言大感驚惶，回官邸即與宋美齡商議，宋美齡唯恐蔣介石一旦請假，豈不大權旁落，立即招來陳耀翰，嚴厲申斥他不該在蔣介石面前「危言聳聽」。宋美齡的態度明顯予人諱疾忌醫、權位遠比健康重要的錯覺。從此，醫官裏邊再也沒人敢開口要蔣介石休息，終至鑄成一個月後蔣介石之昏迷意外。
蔣介石這次昏迷病情嚴重，醫師不敢輕易移動他，只得將他留在中興賓館就地治療。一支由十二位榮民總醫院醫師為主力的醫療小組正式成立，並且在余南庚趕到台灣後，由余南庚指揮醫療小組，於八月六日夜間九時四十分，趁蔣介石熟睡後，將他抬上一部進口全新救護車，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車通行，以時速二十公里慢速度駕駛，將蔣介石送進台北榮民總醫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點鐘，余南庚在榮民總醫院主持醫療會議，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齡，坐次位的是蔣經國。余南庚彙報，蔣介石心臟恢復正常，但肺部有積水現象，體力衰弱。當時，蔣介石雖已恢復進食，但體重僅有四十六公斤，較前直線消瘦近十公斤。
為了全力挽救蔣介石健康，榮總奉蔣經國、宋美齡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物、物力等醫療資源。一位孔宋家族延聘的美國名醫，親見台北榮民總醫院專供蔣介石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島內名醫與護理人員組成醫療小組，二十四小時全天候輪番照護，當局更投入了眾多先進設備儀器，陸續將中興賓館、士林官邸改裝成一座“小型醫院”，這位美國醫師感慨系之地說，全世界大概只有台灣會投入不可估量的醫療資源，用在一位老人身上。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重病剛滿一周年，島內小道消息盛傳蔣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間。蔣經國為掃除外界各種謠諑，趁蔣孝勇（蔣介石之么孫）剛巧於當天在士林官邸凱歌堂舉行婚禮的時機，安排蔣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榮總第六病房，與蔣介石、宋美齡合影留念。攝影官胡崇賢洗出照片後，由宋美齡、蔣經國挑選蔣介石看來神情最健好的一張，交付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向全世界發佈，印證蔣介石尚很健康地存活於世。
拍照之前，隨從人員發覺，暫時脫離重病階段的蔣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動能力也尚稱靈活，惟獨右手因纏綿病榻，又長年接受注射輸液，肌肉已嚴重萎縮。坐在古董紅木椅子上，左手尚可勉強握住椅子把手，右手卻因嚴重萎縮，不僅無力握住把手，更因不聽使喚而頻頻垂落。為不讓人看出蔣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齡外甥女孔令偉命侍從以醫藥膠布，將蔣的右手固定粘綁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時露出破綻。
講到蔣介石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縮之前，他曾經掙扎著以毛筆寫了一幅字，書謂：「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筆字，應該是蔣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興賓館昏迷蘇醒以後的作品。這幅字完成以後，交給了蔣經國，蔣經國立即差人把這幅字框裱起來，掛在自己堂屋內，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審視反省。
蔣經國在乃父去世之後，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經如此評說這幅字之深意：
先君在病中曾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十六字，付經國保存，此為經國敬謹奉藏先君遺墨最後之一件。先君崩逝，舉世同悲，經國五中哀慟，實所難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讀，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實以此為日不去心徹始徹終之志事，謹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佈於世，誠不知哀涕之何從也。
職是觀之，蔣介石給蔣經國的這十六字箴言，應該就是父親送給兒子兼具公私意義的遺囑。
蔣介石於中興賓館陷入半昏迷狀態後某日，侍從醫官察覺蔣介石口中念念有詞，聲音十分微弱，而且蔣的寧波口音不好懂，侍從醫官立刻請值班的侍從副官翁元，耳朵貼近蔣介石嘴巴，仔細聆聽他在說些什麼。翁元仔細聽了一兩分鐘後告訴醫官，「總統」說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
蔣介石是否意識到自己陷於性命交關，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後遺言？不得而知。
擊，蔣介石的脈搏、血壓均已無法量出。急救了三個多小時，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蔣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臟猶有微弱跳動。醫師最後以電極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臟，但仍屬無效。宋美齡最後命令放棄急救。醫師宣佈死亡的時間為四月五日晚間十一時五十分。蔣經國觀察急救無效後，當場痛哭失聲，宋美齡則始終力持鎮定，兀自靜坐一旁流淚。
從蔣介石醫療報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當晚，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最後臨終之際，並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作任何書面遺囑。
秦孝儀奉宋美齡急召趕到士林官邸，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時許，蔣介石逝後近三小時了。秦孝儀當時奉宋美齡之命，連夜趕寫一份遺囑，純系枱面上官方版「政治遺囑」，不是真正的遺囑，更不是蔣介石留給親人的「家事遺囑」。
秦孝儀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連夜撰寫這份「政治遺囑」，初稿寫就後，送交宋美齡過目，宋美齡特意交代秦孝儀，你應該再加上一句話，強調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蔣介石的「政治遺囑」開頭即言：“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這份蔣介石死後才“補寫”的遺囑，備受時人爭議的，有幾個問題：遺囑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寫的，遺囑的末尾卻寫成“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命受記”，尤其最後那句「秦孝儀承命受記」，被視為畫蛇添足之作，因為，秦孝儀抵達士林官邸已是蔣介石死後三小時以後的事了，何來“承命受記”？即使是承宋美齡之命，也不合遺囑系記載死亡當事人遺言之通則。
侍從人員為此緩頰，認為是參考汪精衛寫孫中山先生遺囑之手法。這說法更是不通，畢竟蔣、孫遺囑兩者情況大不相同。汪精衛為孫文寫遺囑，一是遺囑內容完全系孫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精衛本系孫中山屬意的重要骨幹，何況汪氏是在遺囑供黨政要人簽名的區域內，註記「筆記者 汪精衛」六字，而不是把名字註記在遺囑本文內。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經國下令編印的《總統蔣公哀思錄》裏頭，蔣介石這份政治遺囑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及首長簽名字樣，全部不見了，但是“耶穌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內，遺囑日期依舊是寫“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於蔣介石的「家事遺囑」，應該早在其晚年時期，在蔣氏父子及蔣宋夫妻之間，在日常生活點點滴滴的過程里，已經作了完整的交代。綜觀而論，真正算得上是蔣介石親自授權的遺囑，還是蔣介石病中，以危顫顫的右手寫下的那十六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在蔣介石最後的日子裡，他似乎冥冥中對清明節感觸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讀黃庭堅那首《清明》詩句：「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他應當早已體悟，此生功名塵土、榮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遺囑不遺囑，對蔣介石已不是那麼重要的事了。( 本文摘自《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王豐著，九州出版社，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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