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但是經濟熾熱的情況似乎並未減弱，因為各國目前正面對嚴重通脹，甚至需要採取貨幣政策以調節經濟升溫的幅度。以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為例，澳洲過去一年的通脹率達5.1%。為了控制通脹在合理的水平，該國不得不上調息率0.25厘；韓國的3月份通脹率亦較去年同期上升4.8%，是該國自2008年以來通脹率升幅最高的時段；至於日本，企業物價指數更加較同期錄得9.5%的升幅，是42年以來的新高。以上的數據反映亞太區主要國家都受到不同程度上的通脹困擾，一般民眾，特別是薪酬幅度未能追上通脹的打工仔女更是苦不堪言。
香港的通脹情況雖然不及鄰近地區嚴重，但是同樣不容忽視。在4月下旬公布的數字顯示，香港3月的通脹較去年同期增長1.7%。考慮到今年年初因為第五波疫情爆發而令許多飲食、零售及娛樂服務處所因社交距離措施而被逼停業或縮短營業時間，物價仍有如此增幅著實頗為驚人。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解釋，有關升幅主要由於疫情期間基本食品如蔬菜等供應出現不穩而造成價格波動，進而帶動如外出用膳及外賣等價格開支。
香港屬外向型經濟 未來通脹將受國際及內地形勢影響
當然，目前香港沒有出現嚴重的基本物資供應不足的問題，但是這不代表通脹危機已經解除，至少未來一段時間都有三個進一步刺激通脹的重要因素可能會為市民帶來挑戰。第一，是俄烏戰爭引致的能源價格波動。雖然香港無需購入石油以協助工業生產和運作，但是本地兩家電力公司都是以天然氣作為發電燃料，而天然氣供應因戰事而變得不穩定，令近期電費有所增加，其中港燈燃料費在過去數月間上升超過70%。縱然能源佔香港入口商品的比例較小，但是考慮到這場戰事會持續一段時間，燃料費及電費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持續上升相信是無可避免，而商戶亦有可能將有關升幅轉嫁在消費者身上，進而影響各類商品和服務價格，令通脹問題更趨嚴重。
第二，是消費券效應。雖然政府希望透過加碼的消費券刺激市道，讓商界有喘息的空間和增加就業的機會，不過基本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當市場有更多資金和出現大量消費活動，通脹率亦會隨之攀升。加上市場預期有政府支援下，亦不會在消費券廣泛應用的期間進行減價促銷的活動，甚至反而提升部分商品和服務的價錢，令通脹更趨惡化。事實上，根據去年第三季、即推出消費券後的數據，因計劃造成的通脹率約1.1%。即使有關升幅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但是由於是次消費券計劃的金額增加至10000元，預計未來通脹升幅有機會翻倍。
第三，是內地經濟情況及貨幣政策對香港的影響。雖然目前未有消息指出中央政府將會採取量化寬鬆政策，但是已經採取其他財經手段例如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等方法以增加市場資金及刺激經濟發展。由於香港與內地關係密切，例如內地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地貿易額佔香港整體貿易額51.8%，如果內地的經濟活動在國家政策支持下而進一步升溫，依賴內地進口貨物的香港也難以避免出現零售價格上升的問題；另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向來歡迎全球各地資金進入及投資，房地產及股票等優質資產容易成為內地投資人士在擁有充裕資金下的收購目標，進而帶動不同商品的價格水漲船高，加劇通脹。
政府資助難抵通脹 提升工資有漣漪效應
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系，經濟情況很大程度上受國際形勢及中國內地市況所影響，結合本地經濟和社會因素，通脹情況惡化只是時間問題。可惜的是，由於港元與美元掛勾，不能像其他國家一樣主動採取中央貨幣政策，透過加息等手段壓抑價格升溫過熱的勢頭。雖然金管局在3月跟隨美國聯儲局的加息決定，將基本利率調升至0.75厘，但是從歷史、長期的角度出發，有關利率水平仍然偏低，對抗衡通脹的作用有限。
而正如上述，任何來自政府的一次性全民經濟援助，不論是派發現金還是消費券，都會因為被商家提早部署及消化而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脹，因此，如果按照某些民粹政黨的要求，將消費券加碼至15000元，表面上市民能夠得益，但是後果很有可能是部分價格被提高的商品和服務在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向下調整。假如政府不再推出一次性支援措施，則長遠而言市民的生活品質反而可能有所下降。
因此，要保障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就只能從工資著手，透過適度調整打工仔女的收入，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惡性通脹。正好，現正處於最低工資委員會兩年一度的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階段，該會應該評估相關因素後調整自2019年以來再無提升的最低工資，避免打工仔女的薪酬遠遠追不上物價的升幅而引起民生凋敝的慘況。
儘管有人質疑最低工資旨在保障基層勞工的收入，守護他們的勞動價值和尊嚴，調整與否對於非基層勞工的幫助有限。可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最低工資除了維護基層勞工的「基本盤」之外，還有逼使商界，尤其是厭惡性行業，在法定工資水平之上提高薪酬以吸引人才，使基層勞工得到更好的待遇之餘，進而產生「漣漪效應」，令非基層僱員的薪金有所提升。事實上，資料反映最低工資的保障人數一直下跌，由第一個法定最低工資可以保障超過30萬僱員，至2019年提升至時薪$37.5後，預期保障人數減少至28,600至約50,000人，反映不少基層勞工的薪酬早已因為市場的競爭及人手的短缺下而高於最低工資，使生活質素有所改善。
同時，最低工資的出現亦帶動非基層職位的薪酬增長。無疑，最低工資的主要受益對象是基層勞工，但是當基層勞工的薪酬待遇有所提升，過往足以聘請大專學歷或以上僱員的夾心薪酬就顯得沒甚吸引力，於是造就夾心和中層員工的收入同樣隨之增長。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11及2021年的統計顯示，每月工資最低的百分之十僱員，在過去十年的工資增長幅度達42%；而每月工資處於百分之五十，又稱中位數的僱員，過去十年的工資累計增幅有46.1%；至於每月工資處於百分之七十五，或者說收入最高的25%僱員、即極有可能是高學歷、高技術的文職白領或專業人士的薪酬組別，同期的工資增幅更高達47.5%。
可見，提升最低工資可以帶來兩個明顯的政策效果。第一，社會薪酬結構會因為最低工資而出現漣漪效應，夾心、中等收入人士享受的工資升幅比基層更大，有助改善生活品質。第二，絕大部分僱員的工資增幅大於通脹。自2011年實施最低工資以來，香港累計通脹率超過30%，但是如上所示，同期的工資增長則達40%以上，反映調升最低工資是最有效抵抗通脹的政策手段。換言之，不調升最低工資的話，各個階層的員工的工資都有可能被通脹蠶食，影響生活質素。而在現行的檢討機制下，由於委員會所考慮的一籃子因素之中，只會參考過去一段時期的通脹幅度，而不會同時考慮未來的通脹水平，所以如果香港真的在未來一段時期發生猛烈的通脹，而今年的工資檢討環節之中沒有前瞻性的考慮，廣大勞工將會最少面對兩年高通脹而低、甚至無工資增長的壓力。
最低工資應與工資中位數掛勾
一個相對合理、而且爭議較少的調整最低工資方法，就是參考英國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的做法，將最低工資視為維持最低度生活質素的工資水平(Minimum Living Wage)，並將工資水平與時薪中位數掛勾。根據英國前財政大臣夏文達(Philip Hammond)及歐思邦(George Osbrone)的說法，英國在2020年把最低生活工資設在時薪中位數的60%，在2024年更會提升至66%。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將工資設在高於貧窮線的標準之上，讓打工的人不會易於陷入在職貧窮。同時，因為夾心人士的工資上漲速度和幅度一般較快及較大，比考慮一籃子因素(且明顯偏向商界利益為主的因素)更能保障基層僱員的工資水平。而當基層僱員的工資有所提升，又會觸發漣漪效應而促使中產、夾心僱員的工資進一步增長，形成良性循環。
如果香港採用最低工資佔時薪中位數60%的收入水平調整辦法，按照2021年中位數$75.7計算，則最低工資不應低於$45.4。如果再考慮未來兩年可能出現約3%的通脹率，則最低工資的合理水平為$48.2。可能有人質疑，一下子將最低工資增加接近十元，在目前經濟受到第五波疫情重創下，會否造成企業營運壓力大增而無法經營。然而，根據世界各地的經驗，對商界最大打擊不是來自工資增長，而是當工資無法抵抗通脹，大量基層僱員會選擇節衣縮食，減少消費，最終各行各業會因為經濟循環速度減慢而增長放緩甚至倒退，對經濟遺害更大。以美國為例，在2021年總統拜登提升聯邦政府員工的最低工資，由時薪7.25美元(約58港元)增加至15美元(120港元)，同時又有二十多個州政府跟隨提升最低工資水平，但該國在同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仍然錄得5.7%的增長，而失業率更加是逐步跌至3.6%。可見，最低工資水平上升，反而能夠鼓勵勞工放膽消費，有助企業賺取利潤，繼而擴充人手和規模，而更多經濟活動和更多群眾投身勞動市場則促使經濟更加景氣，使社會渦輪不斷向前轉動，各個階層都可以受惠。
如果最低工資維持不變，以目前水平與時薪中位數比較，只有49.5%。換言之，如果僱員僅賺取最低工資的收入，其實已經跌入貧窮線。當然，在職貧窮的打工仔女可以透過申領相關福利項目以改善生活，可是當辛勤打工的收入加上政府微薄的資助，生活質素與放棄工作而只領取社會福利相差無幾，可能會造成部分勞工選擇離開勞動市場而依賴福利過活，這種結果不論對政府財政、企業人手與經濟發展都有相當負面的影響。
適度的通脹有助刺激經濟發展，但是過份的通脹卻會造成民生的困頓。最低工資委員會應該有更加長遠的目光，結合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發展情況，盡早為廣大勞工的利益籌謀，建立一個共同富裕和符合公義的社會。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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