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我很喜歡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雖然對他的觀點不盡認同，但覺這本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將自由主義完全理想化，容易令年輕人受落。
海耶克在書中對政府管制強烈的計劃經濟，發出嚴厲警告，認為這種制度必導致集權暴政，他進一步論證，若拋棄個人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將導致自由喪失、社會壓逼和個人被奴役。
我當年讀這本書時，已察覺一個問題，如果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正確理論，為什麼美國不將之奉為圭臬，而要實行相當的干預呢？如果純粹的自由，無論在市場、在輿論場還是政治場，都可以因為無形之手而自然地達到最理想的狀態的話，為什麼美國不嘗試實行這種制度，而只是向其他國家推銷呢？
海耶克的信徒們很推崇香港的制度，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甚少，相對於美國，香港才是自由市場的典型。部份論者甚至將香港過去的經濟成功，純粹歸因於香港殖民政府推行積極不干預的自由政策。然而，這是一種既容易、也神化了的自由市場成功論。
在當年的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台灣及南韓，對市場的干預比香港多很多，甚至由政府主導重要經濟發展政策，例如台灣在70年代，國民黨政府謀劃發展半導體產業，1974年在台北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政府官員和科研業界開了一個早餐會，就決定要搞台積電這公司。可見，不一定是自由市場才可帶來經濟成功，反之香港的自由市場也不一定是經濟成功的主因，更可能是因為香港背靠中國大陸這片廣闊的腹地。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偷運一些內地緊缺物資回大陸的窗口就已經賺到大錢。到改革開放後，香港就以前店後廠模式，食盡了內地經濟起飛的紅利。
海耶克的信徒們後來在東歐盡展所長，進行全面套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自由體系的最大實驗，是在蘇聯及東歐鐵幕在1991年解體之後，大量東歐國家採用「震盪療法」，一夜之間改成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制度。但是，32年過去，幾乎找不到一個成功的案例。很多前東歐國家，變成了西方的附庸，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拿出一個亮麗的發展業績。反觀中國，就在這30多年間，拼發光芒，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海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錯誤，是假設無形之手可以達致均衡。但現實上，無論是市場、政壇或輿論場，完全自由會與均衡狀態越離越遠。就以言論自由為例，《明報》停刊了尊子的漫畫後，有人問，香港難道連政治諷刺也容不下？
2017年香港回歸20年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訪問，有一個擅玩政治諷刺的網媒發了一個帖子，將習近平稱為「屎大大」（這是使用了普通話「習大大」的諧音），這個帖子在網上瘋傳，成為習主席那次訪港最高互動量的帖子。
不要小看這些「屎大大」的諷刺文宣，它觸發年青人對國家的輕藐和污衊，可能比1000篇正正經經批評中國的文章更深入人心。言論自由可以容許理性的批評，但不能接受無止盡地激進化的偏見。但現實上，自由不會帶來自律，自由不會適可而止。
結論是，沒有界線的自由，不會讓一個國家或社會走上發展之路，反而會走上激進化的衰敗之路，經濟如是，政治也如是。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年93歲高齡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到處歇斯底里地推銷古典自由主義式的開放社會，但卻是「美國例外」。美國對付異見，沒有半點自由主義味道，從用莫須有的借口扼殺華為，到把激進份子送到關塔那摩監獄接受水刑逼供，不正正是海耶克口中的暴政嗎？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