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卓恒成為國際刑警「紅色通緝令」全球通緝犯, 外界關注他到底身在何方。
法律界人士指出,身列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紅色通報 的人士,成為全球逃犯,很易落網。
例如2009年6月重慶全面打黑,重慶市警方迅速鎖定王婉寧、王紫綺兩個黑社會女頭目,發現她們拐騙婦女、非法拘禁,強逼2000多名婦女賣淫。王婉寧聞風逃亡出國。2009年11月17日,國際刑警組織應中國國際刑警國家中心局的請求,向全球發出國際刑警「紅色通緝令」和「司法協助請求書」,全力追捕王婉寧。到2010年3月30日淩晨,中國和菲律賓兩國警方聯手將躲在馬尼拉市中國城一間快餐店的王婉 寧抓獲,並快速辦完引渡程式,於3月31日引渡回國。
紅通犯若逃到西方國家,不少人被捕後會聲稱自己反政府被逼害,申請政治疪護。以求避免引渡,或者拖延引渡時間。情況類似大量南亞人士偷渡到香港,馬上申請「酷刑聲請」。
法律界人士指出,能否以發表反政府言論在西方國家申請政治疪護,關鍵還是看證據。例如有一個借貸平台在2014年11月中止存戶 提取現金,平台爆煲,政府在2015年全力追查,開始拘捕相關人士。但在2016年有關平台的老闆才全面發表反政府言論,忽然反政府,這種人並非長期反政府人士,其突然轉向的行為,很難令當地法庭相信,他是受政治逼害,因為他涉及的刑事案早在發表反政府言論前已爆發。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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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區議員年度工作報告公布之後,新一屆區議會的表現備受關注。民青局局長麥美娟星期二(4月8日)晚出post,不點名回應外界「唯數字論」,數字當然有其價值,讓公眾能客觀了解議員的部分工作,但絕非衡量服務的唯一標準,區議員更要用實際表現爭取更多市民的認同。
早前有傳媒報道統計區議員工作報告相關數據後批評,區議員開會發言表現參差,有個別區議員開會「齋坐」冇發言。麥美娟4月7日解畫指,區議員在開會前都會做好功課,了解議程,知道針對什麼議題發言,但有可能在開會時較遲舉手,意見已被其他人發表,再重複發言已沒有意思,她認為要善用會議時間,非為發言而發言。
麥美娟4月8日在社交媒體發文,以自己擔任26年區議員的經驗作出回應,指自己見過勤勉盡責者深耕社區,也目睹過敷衍了事的躺平現象,甚至有每三個月僅現身一次會議的議員,卻能穩坐整個任期。佢話,相比之下,新一屆區議會的表現可說是前所未有。
帖文提及,有人關心區議員開會發言次數或是處理個案/查詢的數目差異等,佢擔任議員多年,見識過「拉布」八個、十個小時的會議,也聽過無數「為講而講」的發言。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會議的成效,是有沒有就議題充分反映到地區意見,而不是簡單的時長次數。
麥美娟續指,瞭解到區情不同,如人口密度不同,自然會出現個案的數目差異,單純講求數字難顯真章。正如處理一宗複雜的鄰舍糾紛所需精力,可能十倍於一般諮詢,凝結的心血遠超統計表呈現的數值。
她舉例,今年和區議員及關愛隊探訪的兩個家庭,家中成員因嚴重意外重傷或不幸逝世,家庭頓失經濟支柱,陷入困境。當時正是區議員們透過地區網絡聯絡到他們,比所有部門、慈善機構都要快,並馬上協助他們向不同社區基金或善團申請援助金,為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及後也作為橋樑聯繫社會不同的有心人向他們提供援助並持續跟進。「數字上,這只是兩個個案,但其意義絕非冰冷數據能夠反映。」
麥美娟坦言,數字當然有其價值,讓公眾能客觀了解議員的部分工作,但絕非衡量服務的唯一標準,區議員更要用實際表現爭取更多市民的認同。
她分享早前到東區與區議員及關愛隊探訪長者家庭的一個細節:在聊天中發現長者家中牆上貼有一張微微發黃的紙,寫有緊急聯絡人的資料,赫然寫著的並非子女的聯絡,卻是當區區議員的名字和電話。「這8位數電話號碼的背後,是議員用誠心服務換來的信任,我想這才是區議員最有意義的『數字』」。
麥美娟重申,新一屆區議員們都盡責履職,達成了區議會主席指派他們的任務和各項目標。新一屆區議會有「四個第一次」,「第一次」引入履職監察制度,確保區議員盡責履職;「第一次」全體區議員出席率不低於80%,出席率更為歷屆之最;「第一次」全體區議員上任3個月內成立辦事處,每週開放時間不少於40小時,包括至少4小時的非辦公時間;及「第一次」全體區議員每年提交工作報告,系統化向社會彙報區議員的工作。每個「第一次」都是要回應市民對新時代區議員的期望,希望區議員能履職盡責,多接觸市民,協助政府做好「上情下達、下情上報」,更好為市民排憂解難。
高人認為麥局長曾經擔任區議員20多年,親身經歷了,反對派如何騎挾區議會拉步,拖垮政府施政,令香港整個社會發展舉步維艱,更能感受到做實事的重要,「唯數字論」只是形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