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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看香港醫護罷工:利用特殊的職業綁架、要脅社會 道德上不能接受的(下)

博客文章

內地精英看香港醫護罷工:利用特殊的職業綁架、要脅社會 道德上不能接受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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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看香港醫護罷工:利用特殊的職業綁架、要脅社會 道德上不能接受的(下)

2020年02月04日 13:33 最後更新:13:45

繼續看看內地精英網紅兔主席對香港醫護罷事件的分析,結論令人相當沮喪,他認為,也許是過於壓抑,也許是成長時得不到上一代的關愛和關注,也許社會基礎教育中缺乏正能量薰陶,使得香港青年一代的性格及人格成長看來很不健全,價值觀十分扭曲,行為已經無法為正常社會所理解。

以下為第二篇全文:

如何看待香港醫護罷工要求封關(二)醫護罷工與反中運動的相似之處

兔主席 20200203

接上文。

無論是發起罷工的激進青年醫護群體,還是市民,許多行為都與去年香港反中行為頗為相似。筆者以下做一總結。

1、反民主性

2、對政治及社會運動概念的理解極度膚淺

3、為自己的膽小齷齪尋找冠冕堂皇的外部理由

4、拒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任何責任

5、“你的革命,他們埋單”——除“港奸”的“攬炒”思維

6、“市民表示理解”

7、“Collective psychopath”(集體的psychopath)

----------------正文開始------------------

1.反民主性

醫護罷工是一種危及最無辜最弱勢群體生命與健康的軟暴力,因此與一般行業的罷工還有不同,與去年暴徒打砸“死物”也有不同。醫護罷工已經構成針對人身的軟暴力。在疫情之下罷工,就是為了增大傷害。

這種行為模式如果推廣到其他行業,則士兵可以當逃兵,員警可以不執法,消防員可以不救火,任何一個群體都可以憑藉自己特殊的職業身份及對資源的主導,去要求社會強迫滿足他們提出的某項公共政策,這時,社會正常的理性溝通、民主討論、合作協商機制都無法再進行,而是陷入各式各樣的脅迫。如果社會就範,就是受制於少數群體暴政。顯然,這種利用特殊地位進行罷工要脅不但違反民主原理的,而且傷害民主運行。

但筆者以為,香港沒有成熟民主社會所必須的運行機制,非但沒有抵制和排斥這種反民主行為的能力,甚至市民對此都不會有任何意識。因為筆者以為,這只是一個遵紀守法、不隨地吐痰的東亞權威主義社會而已。

2.  對政治及社會運動概念的理解極度膚淺

醫管局員工陣線也一樣。他們將自己的罷工描述為“產業行動”,這是勞工行動的舶來概念,,即“industrial action”。他們打算通過這種行動來證明自己的行為是為了保護特定行業勞工利益的,是工會行為,但不涉及更廣泛的意義。

要指出,“工會行動“與更廣泛意義的政治參與是不同的。

合理的“工會行動”應當只針對自身行業的利益與福祉,典型議題包括薪酬、假期、勞動保護等,一般只與雇主進行,偶爾也會針對特定領域的政策制定者。

更廣泛意義的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就超出自身行業的更廣泛議題做政治表達。比如說,如果醫護人員去年參加修例運動,就屬於更廣泛的政治參與。

但這次醫護罷工的核心訴求是對內地“封關”。封關涉及到大量其他行業及領域的人群(包括大量往來內地與香港的本地人),影響到各行各業(例如各種基層經濟),是一項典型的需要由公眾集體商討、公共治理者考量各方面利益下決策的公共政策。全香港社會公民和利益攸關者都應該有發言權。雖限制入關人流是一個大的共識,但不同行業、群體、利益攸關者的具體立場和政策建議可能是不同的。

這首先就不應當由醫護這樣一個特定的職業群體來決定(何況他們只占醫管局醫護群體的十分之一),更不能接受他們通過罷工行動來挾持。

而把這種只對廣義公共政策的激進行動視為工會的“產業行動”也十分可笑,從上到下透露著無知。

去年以來,整個香港反中運動裡最煩人的就是年輕人濫用著各種他們完全不瞭解的西方舶來概念,只求給自己貼上好看的標籤——從“公民抗命”、“非暴力”,“言論自由”、“人權”、到“法治”。

3.  為自己的膽小齷齪尋找冠冕堂皇的外部理由

去年的反中運動,香港年輕反對派都戴口罩上街。他們只是不敢暴露自己身份,不願意承擔責任,希望隨時能夠回到正常社會而已。因此,選擇以匿名的方式參與運動。對於歷史上真正的革命者而言,“口罩革命”的背後就是一群小丑和懦夫。

但他們會想方設法為自己正名,稱自己面對的是“最邪惡的暴政”,一旦身份暴露就會在日後遭受各種折磨,在對抗如此強大的邪惡力量時,為了保護自我,保存“革命火種”,戴口罩是必要的。這就為懦夫行為找到了光明正大的藉口。

這次醫護罷工,明眼人都知道他們是貪生怕死,臨陣逃脫,充當逃兵。

在醫管局員工陣線記者發佈會上,主席余慧明聲淚俱下的講了這麼一個感人故事。她一位醫護朋友剛剛生下女兒,丈夫被抽中“生死簽”,進入了隔離病房,收治了一宗疑似病例。“我朋友每一晚抱住女兒在哭,不知道丈夫能不能回家。”“面對天災,每一位元醫護都會做好天職,但面對人禍,是不是要多幾位謝婉雯醫生才肯收手?”

這位余慧明主席感動壞了,痛哭流涕。

在正常社會看來,在抗疫最關鍵時刻(也是社會最需要醫護的時候),醫生離開家人,冒著個人危險,前往一線救死扶傷,一方面令人感動和敬佩,一方面也是應該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他們的天職。大年三十外地醫護人員馳援武漢,在內地喚起的就是這種感動,是一種正能量。

對於香港年輕醫護來說,這種事情就不應該發生,他們不願意承擔自己的天職,不願意冒個人風險。筆者相信,在私下,即便是最勇敢的醫生也不希望落入這種境地,但他們知道這是天職,是應當做的事情。而香港醫護可以公開地對自己陷入這種境地進行抱怨。

他們不斷地說,“醫務罷工並不是貪生怕死”,“不是臨陣逃脫”,“這是我們的天職”,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而已。和反中運動的“手足”們戴口罩一樣,這僅僅只是沒有擔當、膽小、懦弱而已。但還要給自己找光明正大的理由。

理由有二,一是這次疫病是輸入性的,來自中國內地(所有這些醫護管中國都叫中國)。和香港沒有關係。他們不認為自己救助中國內地病人的業務,不希望救治中國內地輸入的病疫(無論內地人還是港人),同時更加不會對中華大地抗疫有一絲一毫的同情和支持,完全認為這是其他國家的事情。二是認為疫病是“人禍”,是妖魔化的內地政府的責任導致。不應當由無辜的香港醫護買單。

醫護的職責是救死扶傷,不問病人身份,不問病患出處。這是基本道德原則。香港這些醫護卻能公然地將這些病患出處作為罷工的理由,還把自己打扮成無辜受害者,並偽善地說自己願意承擔天職。真是“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筆者眼中這就是一群齷齪小人。

4.  拒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任何責任

醫管局員工陣線在提罷工時有一句話不離嘴的,就是“(罷工的)一切責任都在(特區)政府”,“我們是被逼上絕境”。他們知道自己罷工行為是不妥的,因此就無時不刻不在為罷工找理由,將全部責任推到香港政府身上。

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外,還有惡人先告狀,稱是當權者(特區政府)在“道德綁架前線醫護”,把醫護逼到這個境地。

罷工組織者提到這些論點時都是聲淚俱下義憤填膺。

這和去年反中運動中的暴徒是一樣的。當他們大肆破壞,打砸燒並“私了”異見者時,也會認為一切責任都在政府。一個剛剛打砸完交通燈、破壞中資商鋪、對員警扔汽油彈的“勇武”會聲淚俱下的說:“是政府把我們逼上絕路”,“我們已經退無可退。”“我們是為了香港的未來,如果香港還有未來的話。”

還聲淚俱下,把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

這個社會的年輕人的道德及人格之不健全及扭曲令人震驚。他們本來是成人,是有行為能力的,是要在法律和道德框架下為自己行為承擔責任的,但卻能夠把這種倫理責任完全、完整地“外化”,推給協力廠商即政府,為自己進行道德洗地,並且還認為光明正大。

5.“你的革命,他們埋單”——除“港奸”的“攬炒”思維

在所有的政治抗議活動裡,往往成本代價都是由其他人承擔的。

例如去年以來的激進反中運動,驅動者是年輕人及中產,最後成本代價由基層經濟的業主及雇員承擔,傷及的是弱勢階層。

醫護罷工運動,傷及的是經濟上最弱勢的病患群體。 

為了給自己道德洗地,不但要把自己卑劣的行為和光明正大聯繫在一起,並且還要把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包括受害者,打成是香港的敵人。

在整個反中運動裡,“抓港奸”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這個主題可能是內地人不容易注意的。

在反對派看來,“港奸”就是因為“自私自利”、懦弱,或者利益熏心,而沒有占到反中的陣營一邊。他們要麼“收了大陸的錢“,要在大陸做生意,或者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反中事業所影響(例如”三罷“時還要堅持為了自己的飯碗上班)。反對派認為這些人是香港的敵人。所以,相對於內地而言,被認為是代理北京的港府和港警才是更大的敵人。

“攬炒”思維是一樣的。不讓你開店、返工,都是為了你的前途。香港的前途,是幫助你更長遠的利益。你只是因為自私和蒙蔽,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看不到香港社會的長遠未來。香港社會就是因為你們這種自私的人的存在,所以沒有未來。

因此,在他們看來,那些這時還吵著嚷著要去醫院看病,反對醫護罷工的人,就是香港未來的敵人,就是港奸。對這群沒救的人只能“攬炒”。

這種思維和反中運動一脈相承。

6.“市民表示理解”

醫護人員如果真的長期罷工,影響到社會正常運行,筆者相信市民也會反對。

但如果只是短期的罷工,儘管道德扭曲,嚴重違背醫護倫理,並且為少數人綁架社會這種做法打開了窗戶,但市民不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

筆者模擬一下:

“確實對看病有些不方便,這幾天就儘量避免咯。”

“儘量做好個人健康防護,這段時間避免去醫院咯。”

“表達訴求可以,但如果給病人造成不方便,可能確實不太好。但對他們的行動可以理解。”

“政府太過無能,導致今天發生的事情。”

“政府為什麼不同他們的對話呢,聽聽他們的訴求。”

“他們是被政府逼的。”

“能有這樣的勇氣來表達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們也是為香港好。”

筆者以為,香港市民實際上非常自私。只要不觸及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不會出來干涉。醫護罷工傷及的就是最少部分弱勢群體而已,和大部分人沒有關係,那他們幹什麼要站出來譴責呢。如果說有誰要承擔責任,收拾局面,那就是政府唄。

這就是很多香港市民的心態。

7.“Collective psychopath”(集體的psychopath)

看似正常,但又滿嘴謊言、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缺乏基礎的同理心、缺乏內疚感、基本的是非不分、善於操縱和利用他人、有訴諸暴力的衝動、持續性的無聊……

這是什麼特徵?懂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psychopath。筆者一直認為今日的香港社會有嚴重的精神病態成分,呈現的是一種集體的psychopath特徵,是一個psychopathic的社會。

就行業而言,護工一般來說是人口中psychopath占比最低的行業(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需要同理心的行業),是愛心集結地。但看到反中運動以來許多青年醫護的行為,讓人看到社會的戾氣、扭曲、陰暗和負能量的程度。

也許是過於壓抑,也許是成長時得不到上一代的關愛和關注,也許社會基礎教育中缺乏正能量薰陶,使得香港青年一代的性格及人格成長看來很不健全,價值觀十分扭曲,行為已經無法為正常社會所理解。

今天寫到這裡。

(全文結束)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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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積電「惹」到特朗普 看他最「憎」的三件事

2024年11月23日 10:42 最後更新:11:00

特朗普的極端言論刺激著台灣社會輿論神經,民進黨當局擔心隨著「特朗普2.0」時代的到來,島內會被狠狠「敲竹槓」,有台媒戲稱「賴清德們」慌了。

深圳衛視《直新聞》注意到,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多次聲稱台灣「偷走」美國的半導體生意,批評拜登政府推動的美國「芯片法案」補貼,並強調只要把關稅提高到一定水準,芯片製造商就會自動到美國設廠,這些說法也引起島內對特朗普上任後會對台積電採取何種措施的擔憂。

AP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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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美國國內輿論似乎更樂觀一些。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引述專家分析指,特朗普不太可能撤銷拜登政府的《芯片和科學法案》,但是在關稅方面會有更大動作。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波森也有類似觀點,認為特朗普不會撤銷該法案,但可能對其重新定義。

需要指出的是,台積電是美國蘋果公司和英偉達等高科技公司的主要供應商,同時投資了650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設立新工廠。美國半導體產業龍頭企業英特爾的市值只相當於台積電的10%,韓國三星更是被台積電遠拋在後。台灣財經媒體人謝金河認為,特朗普需不需要台積電,才是最核心的問題,島內人士不必樂觀過頭,也不必懷憂喪志。

對於特朗普捲土重來的諸多不確定性,有台灣名嘴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真正看中的並不是台積電的技術,而是希望將美國人自己從經濟困境中救出。台灣前立委郭正亮表示,「美國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在幾家科技公司的股價中,美國英特爾不斷下跌,所以才需要各方來支援」。

台灣淡江大學學者李大中認為,特朗普的看法就是台灣應該大幅提高防務預算,這很符合他一貫的想法。特朗普一直認為做美國的盟友或者伙伴,都不能搭美國的便車,要自己為自己的安全負責。李大中強調,可以想像,台灣在防務這個領域,「應該會有更大壓力」。

至於特朗普提及台灣芯片業者「搶走美國的生意」,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丁樹範認為,特朗普未必會因此對台灣採取報復或懲罰措施,他真實的想法其實是「想把製造業帶回美國」。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認為,特朗普要的不只是台積電,而是希望將整個供應鏈轉移到美國,以幫助相對落後的「鐵鏽」地區能重新繁榮發展。

孫明德認為,台積電「惹」到特朗普的不是技術,而是賺了美國的錢。有三件事不能對特朗普做,包括「靠貿易賺美國的錢、靠美國花錢保護、搶工作讓美國人賺不到錢」。

台媒此前報道,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芯片廠即將完工,會於下月舉行開幕典禮,屆時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及在任總統拜登可能同時出席。不過,也有芯片業者認為,說特朗普和拜登「同框」,那是不了解美國政情:「如果台積電邀了特朗普,怎麼可能還會找拜登?而如果拜登要去,特朗普也不可能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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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雖未證實特朗普和拜登「同框」的消息,但台經濟部門負責人郭智輝曾宣稱,台積電下月會有個「很好的典禮」。台灣聯合新聞網等媒體還表示,屆時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董事長魏哲家和財務長黃仁昭等都有可能會出席。

台灣《中時電子報》稱,島內很擔心特朗普的「美國製造」政策,是否會要求台積電「2納米製程」提前赴美設廠。對此,郭智輝稱,根據相關法令,目前「2納米」還不能去海外生產,需台經濟部門審查。不過他坦言,「先進製程遲早會過去,只是不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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