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進行初選之後，特首林鄭指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港澳辦和中聯辦亦先後發出聲明。
港澳辦發出聲明，嚴厲譴責民主派初選，指此舉是對香港特區選舉的非法操控，對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公然挑戰，絕不能允許，堅決支持依法查處有關違法行為。 中聯辦直指戴耀廷的「雷動2.0」、「35+計劃」，其目標是要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妄想上演港版「顏色革命」。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全面「攬炒」香港、顛覆國家政權，已經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2條以及香港本地選舉法律。
有不少人相信初選或者違反限聚令，甚至可能觸犯《選舉條例》有關計算經費，申報選舉宣傳品等條文，但說違反了《香港國安法》，他們又覺得指控嚴重了一些。實情是不是這樣呢？
先看看《香港國安法》的相關條文，當中主要有兩條可能涉及對戴耀廷的指控，包括顛覆罪，第22條第3款規定：「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顛覆罪的前提是使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
另外勾結罪也是可能的罪名，《國安法》第29條3款：勾結外地「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即屬違法。
在中聯辦的指控當中，提到反對派少數團體「在外部勢力支持下」的用語。究竟戴耀廷策動初選有無犯勾結罪，首先要符合「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這個條件，就要看看是否找到外部勢力用金錢或者其他方式支持此次初選的證據，表面上看，不容易找到相關的證據。
至於指戴耀廷是否觸犯發的《香港國安法》第22條顛覆罪，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是用武力或者非法手段；第二是嚴重干擾、阻撓、破壞特區政府施政。在具體討論這個條件之前，我要特別指出，很多人討論戴耀廷的行為是否違法，都只關注他的行動細節，卻也沒有注意到他的行動整體部署和動機。戴耀廷經常辯解，舉辦初選甚至「35+」將來否決預算案，是本地法律或者《基本法》允許的行為，並不是「非法手段」。他這些講法，表面看似有道理，但細思之下，會發現只是詭辯。
戴耀廷在4月底發表題為《真攬炒十步 這是香港宿命》的文章，裏面已道出了他大力推動「35+計劃」全部計劃及意圖。他推動反對派，特別是激進反對派爭取立法會過半數議席，目的是要否決預算案，逼特首解散立法會，立法會重選之後，通過否決預算案逼特首辭職。他提出的「攬炒十步」，過程其實非常血腥。第8步是逼中央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第9步是「香港街頭抗爭更激烈，鎮壓也非常血腥，港人發動三罷，令香港社會停頓」；第10步是「西方國家對中共實行政治經濟制裁」。
整個行動是以最激進的手段撩動中央鎮壓，誘發西方制裁。結局不言而喻，他是想推翻香港政府，最終目的是要顛覆中央政府。他在那篇文章的末段，引用了「抗爭名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歌詞，鼓勵港人：「你想見到一個新的世界嗎？來吧！加入這抗爭，去為你的自由去爭戰吧！」
戴耀廷的目的，就是要發動一場「攬炒式」的顏色革命，藉此顛覆香港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當大家爭議戴耀廷的「攬炒十步」用的是否非法手段時，戴耀廷其實已違反了《基本法》的總則，想要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基本法》第73條2款賦予立法會審批預算案的權力，卻沒有授權立法會可以不問預算案內容，借否定預算案去推翻政府。
或許有些市民參與了反對派的初選，會認為自己毫無顛覆之心。但這個「攬炒」行動的每一個小環節都看似合法，當組織起來之後，卻成了一場顛覆活動，透過違反《基本法》的手段，嚴重破壞特區政府施政。參與者不一定清楚，組織者卻早有預謀，而且是一個預先公開的陽謀。
相信阿爺已經為後立法會選舉作好準備，萬一出現顛覆派而不是傳統反對派佔據立法會的時候，會如何應對這個亂局，《國安法》就是止亂的利劍。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