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單日確診跌到9宗，只有7宗本地確診時，下月初做全民檢測，的確予人有點來得太遲的感覺。
也是在疫情開始舒緩時，中央政府支援香港在亞博館旁邊興建臨時醫院。由於入院人數漸減，也好像沒有太大需要。不過由於有關的興建設施費全數由內地承擔，建成後又會交給醫管局營運，民眾好像找不到什麼理由去開罵，不過亦有不少人覺得多餘。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今年冬天會否再有一場疫情大爆發呢？
香港如今這次第三波爆發，和全球多個地區的再爆發同步。各大城市都是因為5、6月疫情舒緩，開始重啟之後，防疫態度放鬆而爆發。值得注意北半球如今是夏天，天氣很熱，原本不利冠狀病毒傳播，還是有這一波爆發。這樣問題就來了，到12月傳統的冠狀病毒活躍期，2003年的沙士和去年的新冠疫情都是從12月開始，再加上全球多地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流行病毒流散的背景下，本地再有另一波大爆發，絕不為奇。
北京6月初曾二度爆疫，但在26日後歸零。北京有全民檢測加健康碼兩大法寶幫助抗疫，而北京有能力進行全民檢測，皆因她利用了之前疫情舒緩的兩個多月空檔，大力擴大檢測能力所致。香港5、6月沒有做什麼，所以7月再爆疫時，每日的檢測力只能做7000、8000個，不要說全民檢測，連疫區檢測也未能做好。
所以如今香港要試驗一次全民檢測，要先把港版「方艙醫院」、「火神山醫院」建好，目前未必有用，但將來萬一再爆疫時，就有大用。Touch wood萬一香港12月再爆疫，又萬一內地又同時有大城市爆疫時，到時你想叫阿爺幫你，他也未必得閒。預備了最壞，期望有最好，永遠是為政者要做的事情。
就下月初進行的全民檢測，估計大體情況會出現這些情況：
1. 是否檢測的決定變得政治化。全民檢測本來是一個科學化的方法，找出隱型的帶病毒者，加快截斷傳播鏈。不要說全民檢測貴，社會因疫情而限聚多一天，損失的金錢已比全民檢測多，更不要說減少染病者的人命價值，無法以金錢衡量。
可惜社會上已把全民檢測的決定，看到很政治化，特是傾向反政府的族群，不止質疑全民檢測無用，更相信「DNA資料送中」的政治宣傳，所以反對檢測。
2. 參加人數不會多。政府官員初時曾估計，全民檢測計劃會有大約500萬人參與。我一聽就覺得有點超現實，因為除非是強制性(例如武漢)，否則即使在內地城市如北京，在6月至7月那次自願性的全民檢測，2170萬北京市民中，只有一半左右進行了檢測。
香港750萬人口，有一半去檢測就只有375萬，但估計會遠低於此數。就我自己接觸所知，不同市民的確會因為政見去看檢測問題，55%支持反對派的市民，估計只有少量會去做檢測。而45%支持建制的市民，就會按自由意願做決定是否檢測，例如感覺疫情是否嚴重、去檢測是否方便、檢測時要否排隊等。七除八扣，有100萬人做檢測已相當不錯，若比這個數字多，已經很驚喜了。
3. 找出確診人數會很少。以北京在6月11日至7月2日，北京市對1006萬人進行了核酸檢測，陽性率為10萬分之3.67。若香港有100萬人做檢測，同一個陽性率等如36.7人確診。若香港的陽性率更高，只表明香港的社區擴散更嚴重，更應該做檢測。
我自己打算去做檢測，並不是因為政治理由，而是想盡點公民責任，萬一自己是感染者，確認出來就不會影響其他人。更重要的是一種「走火警」心態，走火警時會覺得有點煩，但是為萬一出現的災難做一次預演，以增加災難發生時，大家能成功脫險的機會。萬一每天出現1000個確診，到時全面停擺14天後再加全民檢測，就變得很有需要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