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疫期間，香港政府的反應在市民大眾的角度看來，不單比中國內地遜色，甚至比與香港相鄰的澳門也遜色。由疫情初期「搶口罩」，到抗疫十月開始要「搶疫苗」，在旁人眼內確實是給別人比下去。有人將問題歸咎於領導者的問題，但我認為這純粹是私人恩仇，將問題表面化。歸根結底，這與西方大部份國家一樣，文官系統確實無法應對新冠病毒的傳播。


到今日為止，截擊新冠病毒的最有效手段還是簡單粗暴：隔離和檢測。要完美操作這一套組合套，其實就是軍事化管理的手段：極具紀律性，聽從安排，服從指揮。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他律與自律兼備好。戰場上，反應是需要即時的，因為戰機轉瞬即逝，今日的要求絕不能等到明天商議完才有回覆。因此，一般文人並不適合打仗，而世上又沒有多少個諸葛亮，因此文與武的分野是分得比較開的，因此有「居馬上得之（天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一說。


說回應對疫情，其實香港與西方世界的都以文官系統應對疫情。文官系統的好處是思慮周全，但缺點決定過程較戰爭時期慢，在和平盛世需要解決社會內部紛爭，確實更為合適；但面對新冠病毒這種既狡猾又隱蔽的對手，確實難以應付：因為社會不同訴求需要平衡，所以曠日需時，而且缺乏執行到底的能力和決心，因此西方世界面對病毒㿉敗，唯獨某些個例可以幸存，而幸存者也是較有決心執行防疫政策的國家，例如新西蘭。


由於香港與內地的社會體制相差太遠，因此比較抗疫能力是不公平的。不過，香港與澳門卻有可比性，尤其是澳門政府的治理水平在去年還是被某份報章以「澳門政府，衰過清朝」來形容。撇開領導班子不述，其實澳門的抗疫成功，我認為還是有賴於澳門於2017年開始與阿里巴巴合作轉型成智慧城市。根據阿里的公開資料表示，澳門政府在雲計算、旅遊、交通、醫療、人才培訓及政務方面，均與阿里進行深入改造。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三年改造修練得來的內功，在對抗新冠一戰完全顯示出脫胎換骨。


例如在醫療方面，在兩年前澳門政府已可以透過醫療大數據平台，將醫療數據標準化以便分析，包括就診原因等，這已經有助於政府預判疫情；在政務方面，阿里的平台統一推廣到藥房及NGO，令他們在疫情初期，可以透過他們的基層網絡，將政府的口罩庫存可以在指定某段日期內，重複以成本價售予市民。


這一舉措在當日令澳門一戰成名，有人將這歸功於領導班子，但我更認為市民可以看到網上實時在社區的銷售點有多少存貨，不單令市民安心，同時亦令政府資源可以有效調度，而收回成本的做法亦減輕政府「與民爭利」的爭議，亦令公帑運用更為得宜，而口罩分配的公平性更是為減少大量爭議。


這些智慧城市的基建令抗疫的「他律」得以落實徹底，配合上市民的自律，抗疫當然成功。反觀香港去年黑暴期間，黑衣人唯恐被人拍攝到面容，因此將九龍灣智慧燈柱鋸斷的情景仍然讓人歷歷在目；即使今日問香港政府口罩有多少庫存，恐怕明天也不能給你一個確實回覆。在官民一致對大數據抗拒的今天，如果仍不能決心轉營，香港與澳門向智慧城市轉營的龜兔賽跑，其實最後結果，顯然易見。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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