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律政司本來打算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作為黎智英非法集會案的主控官。但英國政客全力發功，英國外相藍韜文說無法理解「有良知」及一流的法律人員，為何會答應委聘來港打黎智英的官司，這樣只會讓人覺得是「唯利是圖」。英國前外相聶偉敬亦表示，大律師雖然有「不能拒絕案件原則」，但基於「良知」，可以視這個原則不適用於海外案件。
英國政客如此干預香港的司法，實在令人側目。英國政客隨意以良知作為標準，扭曲法律原則，其實與戴耀廷以所謂公義作為標準的「違法達義」理論，同出一轍。英國可以以良知作為標準，阻礙御用大狀來香港打官司，若黎智英卻可以聘請英國大狀代表他出庭的話，雙方的法律服務不對等，香港的司法公義何在？若黎智英真的聘請英國大狀，香港的入境處應該同樣可以以良知為原則，拒絕這些英國大狀入境。另外，如果英國人都有這種良知原則，黎智英案若然打到香港終審法院，亦讓人懷疑應否讓終院的英籍非常任法官參與審案。
英國因政治理由介入他國的司法，胡亂地提出良知作為原則，我不禁要問，按英國的古今往績，又憑什麼可以振振有詞地講良知呢？
一、發動鴉片戰爭有良知嗎？先說說遠一點的歷史。在18世紀，英國和中國貿易，出現重大貿易逆差，結果心生一計，於1773年透過其控制的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大量生產鴉片，由於中國不允許鴉片這些毒品入境，英國就偷運入口。鴉片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令大量中國人成為癮君子，讓英國賺取了天量白銀，不但平衡了對華貿易逆差，還令到中國的白銀急促流失。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英國走私到中國的鴉片高達1400噸。清廷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東禁食「大煙」，在虎門焚燒鴉片。英國一怒之下，於1840年向中國發動戰爭，最後戰勝清廷，於1842年簽下不平等的《南京條約》，逼中國割讓了香港島，這就是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由來。
英國當年是世界大國，公然為保護毒品貿易而戰，的確開創了人類歷史先河。我自己也是一個間接受害者，我爺爺當年是佛山一條小村的村長，沉迷吸食英國走私輸入中國的鴉片，搞得身體極之虛弱，遺傳到我老爸，他也是瘦骨嶙峋。近年中醫跟我說，我體質較差，容易敏感，也是因為上代人吸食鴉片的遺禍。英國向中國大量輸出毒品，為保護毒品貿易向中國發動戰爭，她有向中國人，道過一聲歉嗎？請問其良知何在？
二、出兵侵略伊拉克有良知嗎？也可以說說近一點的事情。美國2001年9月11受到恐怖襲擊，捉不到主犯拉登，一股怒氣無處發洩，在2003年初決定出兵攻打伊拉克洩憤，順道侵佔伊拉克的石油資源。英國作為美國緊密盟友，盲目跟從美國出兵，以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為由，組成美英聯軍，繞過聯合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推翻了侯賽恩政權，造成60萬伊拉克平民在戰爭中死亡。
美英勝利而回，但一件所謂「大殺傷力武器」也找不到，發動戰爭的理由，原來是子虛烏有。英國面對民間追究的壓力，在2016發表《齊爾考特調查報告》（Chilcot Report），在報告中說：「經過調查之後，發現英國決定出兵的時候，英國情報部門並不確定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英國政府當時未有用盡戰爭以外的和平方法去解決問題，尋找法律依據進攻伊拉克的過程強差人意，沒必要發動戰爭。」
報告雖然避重就輕，但已證明英國政府配合美國，用謊言向其他國家發動戰爭，這種戰爭罪行行為，有良知嗎？英國有否向受戰爭殘害的伊拉克人民道歉？
當然沒有。
三、玩忽職守、抗疫不力有良知嗎？英國現政府以民粹為主導，在去年新冠疫情爆之初，胡搞其「群體免疫」，令到疫情一發不可收拾。英國如今累計確診352萬人，是全球確診第5高的地方；死亡人數9.3萬人，全球排第4。英國人口佔全球人口0.9%，但確診人數就佔了全球確診的3.6%，防疫表現之差，令人側目。英國有6665萬人口，以人口計的死亡率高達0.14%。若香港有同樣疫情，等如每一座大廈都要死一個人，認真恐怖。
英國這個民粹政府，首相約翰遜搞亂自己的頭髮，有意把4天穿同一對襪子的新聞放出街博傳媒眼球，做正經事既無心亦無力，無法好好地保護自己國民的生命，卻有時間去管其他國家的問題，這種政府有良知嗎？
香港過去當了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早已看透了這個老舊帝國唯利是圖的本質。如今英國政客仍然面不紅氣不喘地大講良知，真是令人覺得比汚言穢語更難聽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