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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在香港「代理人」成為支聯會首針對焦點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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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在香港「代理人」成為支聯會首針對焦點

2021年08月25日 19:49 最後更新:20:12

警方發信予包括何俊仁、李卓人、鄒幸彤等十名支聯會董事,指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3條,要求他們提交資料。支聯會表示會要開會討論應對。

近日支聯會「聞到燶味」,察覺到警方國安處的追究行動迫在眉睫,最近召開常委會決定解散支聯會,稍後將由會員大會決定。而與此同時,警方的追責行動急速展開。焦點主要有兩個: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違反了《港區國安法》和支聯會本身和其骨幹成員涉嫌擔任外國和外地在香港的代理人,涉嫌收受黑金資助,在香港進行政治任務。

有關支聯會的網領問題,坊間過去講得比較多,而支聯會作為外地的在港代理人的問題討論比較少。而從警方的行動可見,後者才是首要的針對重點。今次警方的行動有兩大重點:

首次運用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五的權力,針對境外代理人。附表五第三條列明警務處處長可向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作出書面通知,規定該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向警務處處長提供資料。

對於何謂外國政治性組織代理人的法律定義,附件五第二條有明確定義,1.受外國政府或政治性組織直接或間接指使、監督、控制、僱用、補貼或資助,或收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性組織金錢或非金錢報酬;2. 為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性組織的利益而進行其全部或部分活動。而台灣代理人自然是指台灣當局和台灣政治性組織。

據悉,警方認為支聯會的骨幹成員符合「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法律定義。包括一、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於2012年至2018年出任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執委和公司董事,而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被指與美國政府屬下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關係密切。鄒幸彤於2016年4月獲安排到印度出席受NED資助、由美國反華組織「公民力量」舉辦的第十一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並與支持藏獨的達賴喇嘛會面。另外,鄒幸彤亦在2017年4月和周永康、梁頌恆、遊蕙禎等到台灣出席由台獨和藏獨組織舉辦的「西藏台灣人權連線活動」。

二、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是華人民主書院的創會董事,華人民主書院多年以來依靠NED的資助運作,亦與台灣民進黨、台獨和海外的反華分子有緊密聯繫。支聯會多年串連華人民主書院舉辦多項反中活動,兩者關係十分密切。

三、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2019年網上泄露的文件中,爆出他擔任秘書長的職工盟,自1994年開始,每年均向NED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申請資助,涉及的金額總共1300萬港元,李卓人在《港區國安法》頒佈實施翌日,以視像方式參與美國國會聽證會,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該聽政會是由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召開,目的是審議美國的《香港自治法》。

另外,與支聯會關係密切的組織,亦符合外國代理人的定義。包括一、華人民主書院,這書院於2011年5月在台北創立。創辦人是王丹,何俊仁、陶君行和鄭宇碩等是書院的董事。2012年4月1日,華人民主書院董事王興中發電郵給何俊仁、陶君行和鄭宇碩等一眾董事,告知書院向NED的撥款申請已獲批准,金額45000美元,使用要符合NED提出的規定,換言之,華人民主書院直接受NED的控制。

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這組織於2007年1月成立,董事是何俊仁、劉慧卿和關尚義。關尚義是一個美籍律師。2016年8月,「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向NED申請資助的電郵曝光。這個組織以在內地建立維權組織為名,向NED申請資助包括直接聯絡維權律師、培訓學生領導人,製造更多上訪事件等;

三、「香港民主中國陣線」。「民主中國陣線」於1989年在巴黎成立,多年以來是海外的反中組織。「香港民主中國陣線」是「民主中國陣線」其中的一個支部。消息指警方要求「香港民主中國陣線」的負責人黃元璋提供資金流動的資料,以調查有否進行危害國家安全活動。

詳細分析警方向支聯會等人發出的通知書,就知道是針對支聯會關鍵人物作為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問題。涉及的組織亦有很多,而這些組織長期接收外地政治組織,例如NED的資助,組織反華或反特區政府的活動。

支聯會等有關組織及人士的行為並非一般國際交流,而是與外部及境外政治性組織的勾結,涉及金錢或物質等經濟上的資助,為該外部勢力在港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在去年6月30日《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仍沒有停手。

警方現時要求相關人等提供資料,主要是要確認他們是否外國或台灣在香港的代理人以及他們與那些代理人組織的聯繫。相信警方追究支聯會的行動,只是剛剛開始。

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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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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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罰非法行乞

2024年12月23日 18:35 最後更新:18:57

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錢賺的生意,就會有人去做。不想人做一些討人厭的生意,就只能增加其機會成本。

最近在香港非法行乞活動有增加趨勢,警務處西九龍總區與入境處在上星期三至四(12月18日至19日)採取聯合行動,在多個黑點拘捕9名持雙程證的內地非法行乞者,年齡介乎34至53歲,看來都是一些專業行乞人士。坊間有評論認為,非法行乞活動增加與剛放開的深圳「一簽多行」有關,但只要細心分析數據,就會發現這只是「想當然」的諗法。

據悉這9名被捕的內地乞丐申報的籍貫分別是四川、安徽、貴州、廣西、湖南和江西,相信都並非深圳居民,所以並不能利用深圳的「一簽多行」計劃來港。需知內地的戶籍制度非常嚴謹,如果不是在深圳讀書或是工作,外省人根本不能取得深圳戶籍,亦難以透過「一簽多行」來港。

這些內地來港的行乞者,很多都不是個體戶,而是集團式經營,有人在背後操控。過去有媒體跟蹤過這些行乞者,發現他們有定居點,並非即日往返內地,相信是以旅遊簽證入境香港之後,停留在港一段時間行乞搵食,根本不是通過深圳「一簽多行」或之前的「一周一行」來港並即日往返。

近年持雙程證入境並行乞的人士有上升趨勢,但從數字所見未算十分嚴重。今年頭10個月有39名行乞人士被捕,當中33人持內地雙程證入境本港。對比去年同期的36名被捕人士當中,有28名持雙程證來港,上升了18%。不過無論如何,要防微杜漸,不能任由這些非法行乞的情況惡化。

其實吸引行乞者來港搵食主要原因是代價很低,即使被捕亦不會被重罰。按香港的法例,任何人在公眾地方行乞或收取施捨,會觸犯《簡易治罪條例》第26A條,如屬第一或第二次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1個月;如屬第三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12個月。不過現實上法庭對這些行乞者大都輕判,今年上半年只有31人(包括本地及內地人士)被控「在公眾地方乞取施捨」,全部人被法庭定罪,只有12人被判即時監禁,其餘8人被判緩刑及11人被罰款,監禁比例甚低。

至於上星期三至四的拘捕行動,被捕的9名持雙程證行乞旅客,當中3人被控「在公眾地方乞取施捨」,全部認罪被罰款600元,其餘6人以「違反逗留條件」處理,交由入境處遣返,因為只有於行動中被目擊收取乞討金錢的被告才會被控「在公眾地方乞取施捨」,其餘只能以「違反逗留條件」由入境處跟進。簡單總結,即是拘捕了9名非法入境乞丐,只有3人被定罪罰款600元,判罰太輕,接近無機會成本,自然會吸引背後的集團繼續組織內地乞丐來港搵食。

如果想阻止非法乞丐來港,主要要做幾方面的事情:

第一,加重刑罰。由於按法例首次定罪都可以判監一個月,如果法庭能夠判處較嚴厲的處罰,會有一定的打擊作用,坐監一個月就會失去一個月的搵食機會,有較大阻嚇力。

第二,加強協作打擊。警方除了正在聯同入境處在人流較多的黑點加強巡查之外,據說正在利用情報監察,了解是否有集團操控內地客來港行乞,追蹤執法。

第三,將被捕者列入黑名單。入境處會將警方通報曾經在港行乞者列入黑名單之內,如果他們未來再來香港,入境處可能會拒絕他們入境。特區政府和內地亦建立有效同步機制,內地會加強審核曾經在港進行非法活動內地人士的再次赴港申請。

非法行乞是一種商業行為,只有加重刑罰才能阻止。我們見到乞丐時,亦不用大發善心,否則會助長非法行乞。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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