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其實有一百個理由不去投票，包括很累，包括投票無用，包括不認識候選人，包括…不想去投票的人總會想出一個理由，正如不載口罩或者不接種疫苗那樣。
這是完善政制後首場立法會選舉，由於制度設計阻止了激進派入場，大批激進派支持者不會去投票，但溫和派也會認為已成功趕走激進派不用投票了，所以估計投票率會明顯下降。按現有民調推測，投票率介乎23%至30%是合理賽果。
我給大家一個去投票的理由---「我投票故我在」。
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哲學命題是「我思故我在」，我借用一下，說「我投票故我在」。在一個以民主神話建構包裝的現代代議政制故事裡，你不去投票，你的意見就不被代表，你就不存在了。
民主制度源於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講過，好人不想去參與統治，因為好人不肯為統治而公開要錢，怕落得受人僱傭的名聲。他也不肯私下從公款裡揩油，怕落得盜賊的名聲。他們既無野心，也就不要求榮譽......但帶來的懲罰中最可怕的部份在於，拒絕參與統治的人，會被更糟糕的人統治。
你不去投票去選出你相信是有誠意有能力的人，其他人會去選他喜歡的人，你就可能如柏拉圖所言：「被更糟糕的人統治」 。
回歸24年香港的政治災難，都是用上民主之名。
大約2009年，在首次反高鐵撥款之時，網上已有很多反撥款的激進言論，有朋友問，這些激進聲音將反高鐵扯上「抗暴」，人數似乎很少，但聲浪很大，他們有代表性嗎？
我當時說，現在他們人數還比較少，但可以越做越大，你不去反對他，他就代表了你。面對激進聲浪，有人不敢出聲，有人跟風仿效，對政治認識得越少的人，越容易去跟，認為這樣做很有型有款，最後激進思潮就成為了主流，激進派就變成議會的主導力量，連傳統泛民都「無碇企」。12年前說的話，最後不幸言中。
理想很難驅使我們行動，恐懼可以。10多年前開始，激進派散發阿爺是暴政的恐懼，吹噓香港人要搞獨立來抵抗。2年前還有政府高官和我爭議香港究竟有無港獨思潮時，大學裡已鬧得不可開交，激進學生自命本土，連校內的泛民支持者也要排斥，說他們是「大中華膠」。高官頭腦中的世界，和政治現實完全脫節。對方散發對阿爺恐懼的策略十分成功，毒化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
如今我也想散發一下恐懼。你不去投票，你仍然是被代表，柏拉圖所說的「被糟糕的人統治」，仍然是政治現實。
這樣多人參選，總會良莠不齊。投機份子很懂得包裝，會化裝成愛國者、建制派、民主派，去投不同選民之所好。權力慾低的好人，很易被權力慾高的壞人取代，無論那個陣營，都有這種情況。若然選出一班投機的壞人出來參政議政，香港政治會變得多好，也可想而知。
選舉政治的邏輯是選民用理性思維，選出最好的人出來當代議士，你不去投票，你就不存在，其他聲大的人，就把你取代了。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