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是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其實有一百個理由不去投票，包括很累，包括投票無用，包括不認識候選人，包括…不想去投票的人總會想出一個理由，正如不載口罩或者不接種疫苗那樣。
這是完善政制後首場立法會選舉，由於制度設計阻止了激進派入場，大批激進派支持者不會去投票，但溫和派也會認為已成功趕走激進派不用投票了，所以估計投票率會明顯下降。按現有民調推測，投票率介乎23%至30%是合理賽果。
我給大家一個去投票的理由---「我投票故我在」。
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哲學命題是「我思故我在」，我借用一下，說「我投票故我在」。在一個以民主神話建構包裝的現代代議政制故事裡，你不去投票，你的意見就不被代表，你就不存在了。
民主制度源於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講過，好人不想去參與統治，因為好人不肯為統治而公開要錢，怕落得受人僱傭的名聲。他也不肯私下從公款裡揩油，怕落得盜賊的名聲。他們既無野心，也就不要求榮譽......但帶來的懲罰中最可怕的部份在於，拒絕參與統治的人，會被更糟糕的人統治。
你不去投票去選出你相信是有誠意有能力的人，其他人會去選他喜歡的人，你就可能如柏拉圖所言：「被更糟糕的人統治」 。
回歸24年香港的政治災難，都是用上民主之名。
大約2009年，在首次反高鐵撥款之時，網上已有很多反撥款的激進言論，有朋友問，這些激進聲音將反高鐵扯上「抗暴」，人數似乎很少，但聲浪很大，他們有代表性嗎？
我當時說，現在他們人數還比較少，但可以越做越大，你不去反對他，他就代表了你。面對激進聲浪，有人不敢出聲，有人跟風仿效，對政治認識得越少的人，越容易去跟，認為這樣做很有型有款，最後激進思潮就成為了主流，激進派就變成議會的主導力量，連傳統泛民都「無碇企」。12年前說的話，最後不幸言中。
理想很難驅使我們行動，恐懼可以。10多年前開始，激進派散發阿爺是暴政的恐懼，吹噓香港人要搞獨立來抵抗。2年前還有政府高官和我爭議香港究竟有無港獨思潮時，大學裡已鬧得不可開交，激進學生自命本土，連校內的泛民支持者也要排斥，說他們是「大中華膠」。高官頭腦中的世界，和政治現實完全脫節。對方散發對阿爺恐懼的策略十分成功，毒化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
如今我也想散發一下恐懼。你不去投票，你仍然是被代表，柏拉圖所說的「被糟糕的人統治」，仍然是政治現實。
這樣多人參選，總會良莠不齊。投機份子很懂得包裝，會化裝成愛國者、建制派、民主派，去投不同選民之所好。權力慾低的好人，很易被權力慾高的壞人取代，無論那個陣營，都有這種情況。若然選出一班投機的壞人出來參政議政，香港政治會變得多好，也可想而知。
選舉政治的邏輯是選民用理性思維，選出最好的人出來當代議士，你不去投票，你就不存在，其他聲大的人，就把你取代了。
盧永雄
香港《國安法》生效4年多，本地政治局面穩定下來，很快又生出一種變相的「大和解論」。
10月初，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訪問，建議政府宣布不再處理6000多個因為2019年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認為若果證據不足，可以公布不再處理，「為件事劃一條線」。他又認為，為了顯示香港仍然多元化，特區政府應該鼓勵團體集會。又建議政府舉辦大辯論，以顯示社會氛圍仍然鼓勵多元討論。
張炳良的言論，和回歸20幾年來建制派曾經流行的「大和解論」，同出一轍。認為只要阿爺和反對派和解，香港就可以求得穩定。這種言論曾經一度很有迷惑性，甚至不少建制陣營的精英，亦支持這種論調，因為說到底，很多人都想做好人，想政治正確，不想做惡人，不想打仗，所以成為「大和解論」的支持者，感覺上「大和解派」可以建制和反對派兩種民意兼得。
不過，細思張炳良的言論，特別是公然宣布不處理2019年被捕黑暴分子的建議，等同特赦，並不可取。
第一，香港要重建法治。由1997年回歸開始，香港局面一步步走向混亂，皆因反對派不斷突破法律界線，由違法集會，到非法佔中，再到掟燃燒彈發動暴力抗爭，就是由藐視法治的傾向開始，然後由戴耀廷鼓吹的「違法達義論」將之包裝美化，再由黎智英開動媒體機器廣為宣傳，整個社會的守法氣氛，蕩然無存，最終帶來大亂。
處理這一批數以千計的2019年被捕示威者，由於涉及的人數眾多，搜證工作繁複，加上相當一部分涉事者亦已逃亡海外，政府既要通緝海外逃亡分子歸案，同時又要繼續搜集證據，需時追查疏理。其實處理這些案件的基本原則，就是按香港的法律處理。香港的民事案件有追溯期限，意外傷亡案索償案是3年，錢債案追溯期是6年，土地業權糾紛可以追12年，但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一日未破案，一日都可以追查。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海外流亡人士，當日曾犯嚴重罪行，3、5年之後厭倦了海外的生活，回港投案自首，供認其他涉案的要犯，但如果政府已經公開宣稱那些人已獲特赦，政府如何處理亦相當尷尬，徒惹不尊重法治之譏。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除非法律規定有時限，否則只要有證據，特區政府就會作出檢控，這是合符法治原則。
第二，特赦會影響他案判決。現在還有大量當年相關案件仍在審訊，包括「35+」顛覆案並未判刑，黎智英案仍在審訊中，還有大量的重大國安案件正在排期上庭，這種不再追究示威者的建議，背後的和解思想，亦在鼓吹特赦或輕判這些重犯。
看看老牌民主大國英國是怎樣處理暴動罪犯。無論是2011年的倫敦暴動，或是今年的暴力示威，英國都是採取快審重判的方式處理。煽動者在臉書上貼一個帖文叫人去示威，即使示威最後沒有發生，煽動者自己亦沒有出現在示威現場，亦可以被重判3年監禁。惟有依法而治，才不會鼓勵市民將來再進行暴力示威，我們不見英國和示威者和解，為何又要叫特區政府和示威者和解呢？
回歸20多年的例子都已經很清楚說明，「大和解論」其實是「投降主義」的代名詞，姑息養奸只會令政治失控。對並未起訴的示威者，政府可以按香港法律處理，即使調查後在現階段未夠證據起訴，撤消被捕者的保釋要求，將來如果找到新證據，仍然可以繼續起訴。要培養香港的守法精神，當然對事件中的首惡，更加不可以輕輕放過。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