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並不平靜。俄烏戰爭打了一年多尚未結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又開始了。
當巴勒斯坦人突破隔離牆進入以色列城市發動襲擊時，世人由於對以巴衝突的麻木，以為這是又一場以巴衝突而已。不過隨著大量照片和視頻傳出後，才發現不對勁，大量以色列人死傷畫面曝光後，大家才發現，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
在贖罪日戰爭50周年之際， 10月7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武裝組織哈馬斯突然對以色列發動「阿克薩洪水」軍事行動，除了向以色列發射5000枚火箭彈外，大約1000個武裝份子，從多個方向滲透入以色列境內。
這樣打到以色列措手不及。他們在西部的加沙地區，把巴勒斯坦人隔離在圍牆之內，從未估計他們會突破圍牆進入以色列人聚居的地區，發動攻擊。
這些哈馬斯武裝人員除了襲擊加沙附近的以色列城鎮外，還攻擊了正在靠近加沙一處沙漠舉行的音樂節，結果做成大量人員傷亡。救援組織在音樂節活動現場發現了大約260具屍體。以色列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哈馬斯虜走高級軍官和近百平民。
這讓以色列處於一個尷尬處境。
1. 在衝突發生後，以色列還未立即完全收復被哈馬斯佔據的以色列城鎮。
2. 由於有過百名以色列軍民被俘，傳聞以色列正透過埃及和哈馬斯談判，想哈馬斯釋放俘虜。
3. 以色列雖然對加沙地帶空襲還擊，但暫時未有有效的復仇方案。
事件除了令人關注，以色列的情報失誤和軍事失能之外，更令人懷疑哈馬斯為何發起攻擊，因為：
1. 以巴軍力懸殊，哈馬斯無法獲長久勝利。
2. 以色列必將報復，巴人也要付出代價。
3. 加沙地帶可能失自治權。1994年，以色列將加沙地帶的自治權交給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管理。《紐約時報》引述以色列官員稱，以色列可能將徹底改變過去的戰略，改變只攻擊加沙地區哈馬斯領導人的軍事據點，改為全面佔領加沙地區，恢復1994年之前的狀態。
但哈馬斯雖然可能要付出代價，還要發動攻擊，第一個原因是他們思想激進，覺得若沒有激進行動，當年以巴和解，承諾讓巴人建國的「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永遠不會實現。
但另一個可能，是和中東變局有關。早前中國促成沙特和伊朗關係正常化，美國心中酸溜溜的。美國於是極力拉攏沙特和以色列和解，想建立外交功業。相信哈馬斯以至伊朗，都不願看到美國可以達成目標。如今這樣一搞，以沙關係正常化，就遙遙無期了。
結論是在美國搞局下，中東那有和平。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