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究發牌規管網約車平台，要求平台內的營業車輛要攞牌，要求司機要通過體檢及領牌，並要求購買車輛及乘客保險。至於會否限制平台內私家車數目，政府就需要研究，預計會在一年內完成。
的士行業有害群之馬，導致市民怨聲載道，主要投訴包括：一、拒載或濫收車資；二、服務態度差；三、司機年紀過大，令人擔心有危險；四、並無電子支付，找續很麻煩。
近年Uber等網約車平台冒起，搶走大量的士的客人，的士商甚為不滿，要求政府禁絕網約車。但是問題的核心，仍然是的士服務質素問題。的士行業有兩大利益團體， 一是的士車主，另一個是的士司機。的士牌在2015年高峰時700多萬元，現價300多萬元。的士車主投入金錢買牌，自然要盡量收取回報，所以每當的士加價，車主都會加租，的士司機就變成為一個雖然比較自由、但收入不太吸引的行業，服務質素下降，根本原因亦在於此。
現在各行各業都缺人，試想年輕人想揸車搵食，去做Uber司機，花20萬買一部電動車，放下一成即兩萬元首期，其餘的就上會供車。自己擁有一架私家車，閒暇時可以開車快活逍遙，至於節省的汽油成本，就等於可以抵消大部份車租，勤力一點，月入兩三萬不足為奇。試問還有哪位年輕一點的人願意去揸老爺的士？結果的士司機越來越老化，服務越來越差。
政府研究規管網約車時，亦遇到一個兩難題。不規管會被的士商嘈，嚴格規管又會扼殺網約車，由於的士服務深受詬病，又會被市民嘈，難以兩面討好。
其實政府已經有走中間路線的嘗試，但就不太為外界所注意，就是搞的士車隊服務。政府早前提出現有的士可以組成車隊，向政府申請車隊牌照。車隊要提供網上預約，並可以電子支付。的士組成車隊最大好處，是可以收取較按錶取酬更高的車資，只要在網上預約的時候，和乘客議定按錶收費以上的預約費，就可以收取預定的車資。這樣就解決了現時網約車比的士按錶收費高的質疑。
另外，政府亦都承諾會在隧道口或機場等地，推廣的士車隊服務，新計劃收到15個申請，政府即將公布會批出多少個車隊牌照。由於網約的士車隊是整個車隊受規管，如被投訴，車隊可能會被釘牌，所以網約的士車隊理論上可以解決服務質素、電子支付、手機程式預約等問題。
理論上如果這個服務做得成功，並有大量的士加入，能提供優質服務，政府將來就可以更加嚴格規管網約車平台，限制他們的車輛數量。但如果這個網約的士車隊計劃效果有限，政府亦算盡了人事，已給了的士一個最後改善服務的機會。
所以有人說政府要用一年來研究，是否一個拖延策略？看起來政府亦都有想觀察的士網約車隊成效的考慮。
無論如何，的士的服務越搞越差，就好像一個垂死的行業，就算無人搞它，它亦會逐漸式微，牌價亦會逐年下跌。所以政府規管網約車的政策雖有干預效果，這個行業的前景，歸根結底還是要靠他們自己爭氣，若不自強，最終會被淘汰。
盧永雄
「35+」顛覆案審訊歷時3年半，最後45個被告認罪或被判罪成，「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刑最重，判監10年，其餘被告分別被判入獄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外界有人覺得判刑判得輕，但亦有人覺得判得重，我就認為判刑符合預期，可以全面審視這個案件的判決意義。
第一，「非暴力不可免責」。在顛覆案件中，鏡頭前的暴力容易理解，亦易於舉證。例如有人被拍攝到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示威，甚至掟石縱火等，就很易起訴入罪。但一些鏡頭後的顛覆行為，不但難以舉證，亦不易入罪。而西方相關法律亦不斷出現變化，以往西方法律有關罪名，包括叛國、煽動叛亂等，由不限於以使用暴力作前提，後來慢慢收窄定義，皆因當年西方白左思潮流行，全力推動捍衛人權自由思想，對國家安全和公眾安全的注意不足，在相關法例中逐步加入暴力作為前提去劃界。
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23條立法，那個所謂的「剝牙版本」，都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相關罪行最後加入「武力或煽動使用武力」的前提，大大收窄了有關法例的規範範圍和阻嚇力。不過，美國在2001年發生911恐襲，接著在下一個十年又出現大量城市佔領運動，美西方「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到自己覺得痛的時候，就大力收緊法律限制，大量反恐和增強保障國家安全的法例出籠，很多都不再限於使用暴力作入罪前提。
以英國在2023年7月通過的修訂版國家安全法為例，就加入了控制外國勢力的條文，增設「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凡經外國政權授意從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個人或組織，必須登記，否則即屬違法。這種法例亦是完全沒有進行暴力煽動活動的前提。香港的2020年版《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明任何人「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即屬違法。法例規定即使並無使用武力，但涉及「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已經犯法。
以「35＋」的謀劃涉及的手段並非暴力，但其顛覆政權的性質則非常惡劣，法庭在定出被告量刑起點的時候特別提到，已經考慮到整場「35＋」謀劃性質並非暴力。清楚說明所謂「非暴力」，並不是逃避刑責的擋箭牌。
第二，危害國安必究必懲。在互聯網的世界，有大量的顛覆行為起初只是以十分隨意的方式提出，然後雪球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如今的新世代，很多人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無認真思考，當然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經過思考後有意冒險，但在「35＋顛覆案」中，法庭已經清楚指明，不能以相關顛覆政府謀劃的「不可能性」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告指「35＋」謀劃必然失敗，希望藉此獲法庭輕判。不過，主審法官李運騰已經舉例說明，假設有人想下毒毒殺別人，即是他是施放的毒物不至於致命，但都不可以減輕意圖毒殺他人罪行的嚴重性。所以無論計劃是否可能達致相關謀劃，亦足以判罪。
試想一下，在2019年之前網上有大量的港獨宣傳，有些帖文甚或以戲謔的方式出現，但「35＋」案判決已經清楚告訴這些人，謀劃的「不可能性」不可以作為求情的理由，這些顛覆政府或分裂國家的宣傳，很可能可以入罪。
第三，罪責刑相適應。看看「35＋」案的判刑，量刑輕重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1. 量刑起點。量刑起點高，判刑亦都會重。相關罪行嚴重性分了3級，包括「首要分子」、「積極參加者」和「其他參與者」。雖然即使案中首犯戴耀廷都說自己是「其他參加者」，而這個類別的判刑是3年以下，但法庭判決所有45名被告都不是「其他參加者」，至少都是「積極參加者」，而戴耀廷等4人更加是「首要分子」，整體上所有涉案者都定了較高的量刑起點。
2.認罪。犯人認罪一般可以獲扣減三分之一的刑期，如果作為從犯證人更加可以獲得更加大的扣減，可能可以高至扣減一半的刑期。案中首犯戴耀廷在審訊前就認罪，所以他的量刑起點雖然是15年，但扣減三分一後，最後判刑10年，所以判辨不同案件的刑罰輕重，和被告有沒有認罪有很大的關係。
總的而言，案中45名被告的判刑，大體上是罪責刑相適應。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在《維安條例》生效之後，所有觸犯國安相關罪行者，入獄後即使行為良好，都不可以獲得像一般扣減三分一刑期，即所謂扣減「坐監放假」的刑期，所以「35＋顛覆案」的被告，判幾多就要坐幾多。
結論是，「35＋顛覆案」顯示，特區法院9依法獨立審訊，展示高度的專業性和公正性，亦展示了即使非暴力的顛覆謀劃，亦完全可以入罪判刑，彰顯了香港的司法公義，有效阻嚇其他人不要輕易想去顛覆國家政權。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