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究發牌規管網約車平台，要求平台內的營業車輛要攞牌，要求司機要通過體檢及領牌，並要求購買車輛及乘客保險。至於會否限制平台內私家車數目，政府就需要研究，預計會在一年內完成。
的士行業有害群之馬，導致市民怨聲載道，主要投訴包括：一、拒載或濫收車資；二、服務態度差；三、司機年紀過大，令人擔心有危險；四、並無電子支付，找續很麻煩。
近年Uber等網約車平台冒起，搶走大量的士的客人，的士商甚為不滿，要求政府禁絕網約車。但是問題的核心，仍然是的士服務質素問題。的士行業有兩大利益團體， 一是的士車主，另一個是的士司機。的士牌在2015年高峰時700多萬元，現價300多萬元。的士車主投入金錢買牌，自然要盡量收取回報，所以每當的士加價，車主都會加租，的士司機就變成為一個雖然比較自由、但收入不太吸引的行業，服務質素下降，根本原因亦在於此。
現在各行各業都缺人，試想年輕人想揸車搵食，去做Uber司機，花20萬買一部電動車，放下一成即兩萬元首期，其餘的就上會供車。自己擁有一架私家車，閒暇時可以開車快活逍遙，至於節省的汽油成本，就等於可以抵消大部份車租，勤力一點，月入兩三萬不足為奇。試問還有哪位年輕一點的人願意去揸老爺的士？結果的士司機越來越老化，服務越來越差。
政府研究規管網約車時，亦遇到一個兩難題。不規管會被的士商嘈，嚴格規管又會扼殺網約車，由於的士服務深受詬病，又會被市民嘈，難以兩面討好。
其實政府已經有走中間路線的嘗試，但就不太為外界所注意，就是搞的士車隊服務。政府早前提出現有的士可以組成車隊，向政府申請車隊牌照。車隊要提供網上預約，並可以電子支付。的士組成車隊最大好處，是可以收取較按錶取酬更高的車資，只要在網上預約的時候，和乘客議定按錶收費以上的預約費，就可以收取預定的車資。這樣就解決了現時網約車比的士按錶收費高的質疑。
另外，政府亦都承諾會在隧道口或機場等地，推廣的士車隊服務，新計劃收到15個申請，政府即將公布會批出多少個車隊牌照。由於網約的士車隊是整個車隊受規管，如被投訴，車隊可能會被釘牌，所以網約的士車隊理論上可以解決服務質素、電子支付、手機程式預約等問題。
理論上如果這個服務做得成功，並有大量的士加入，能提供優質服務，政府將來就可以更加嚴格規管網約車平台，限制他們的車輛數量。但如果這個網約的士車隊計劃效果有限，政府亦算盡了人事，已給了的士一個最後改善服務的機會。
所以有人說政府要用一年來研究，是否一個拖延策略？看起來政府亦都有想觀察的士網約車隊成效的考慮。
無論如何，的士的服務越搞越差，就好像一個垂死的行業，就算無人搞它，它亦會逐漸式微，牌價亦會逐年下跌。所以政府規管網約車的政策雖有干預效果，這個行業的前景，歸根結底還是要靠他們自己爭氣，若不自強，最終會被淘汰。
盧永雄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本周一（10月14日）宣布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3名美英學者獲獎。他們是3位任職美國麻省理工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分別是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士.羅賓遜（James A.Robinson），以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如何影響經濟的研究。
在獲獎3人當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2012年出版的名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就嘗試系統地回答「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個世紀命題。
3人獲獎讓美國的反華政客和中國的反政府「公知」興奮了一陣，因為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中，曾經預言在專制體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將走向沒落。如今兩人獲得諾貝爾獎，重燃這些人對中國崩潰的執念。毫無疑問，我們可以重看《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著作，檢視一下這兩位大教授的理論框架及分析高見。
賈德.戴蒙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
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但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這的確是一個世紀命題。富國似乎集中在溫帶，窮國就集中在熱帶或是撒哈拉非洲，到底繁榮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是如賈德.戴蒙的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言，是由風土和物種的地理因素影響？還是如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文明》中，講述宗教、文化對發展的助力？抑或是窮國官員的水平比較低下，甚至是人種低下，想不出好的政策？
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文明》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提出另一個解釋，認為決定國家的成敗不是地理、文化或是領導人的水平，而是制度。他們的主要理論認為，繁榮和富裕的關鍵在於社會採取何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和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保護個人權益，並在政治上廣泛分享權力，鼓勵多元思想，這就是一種「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國家就會走向繁榮。反之，政治經濟利益只是由少數精英把持，這些特權階級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會阻礙競爭，這種是「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這種制度就會走向衰敗。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兩位作者以此歸結出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有良好的制度，促進了公平的法律，社會治安有序，亦有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所以能夠持續繁榮。相反地，如果權力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上，缺乏制衡和監督，這些社會就會難以發展。兩名作者當時亦毫不諱言地對中國作出分析，認為中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向包容性經濟制度做出了重大跨越，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國的增長模式不可以持續。
平情而論，兩名作者提出的分析框架有參考價值，就是「廣納型制度」自然會吸納人才和資金，有利經濟持續發展，邁向繁榮富裕。「榨取型制度」則造就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不利吸納人才和資金，就無法發展起來。問題是，但真正的問題不是理論框架，而是如何以理論框架來分析現實。到底現實的中國是不是一個「榨取型制度」呢？現實的美國又是不是一個「廣納型體制」呢？
兩位作者的背後假設是，如果不採取西方式民主制，特權精英就會利用制度榨取公共資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但看看中國的發展，事實並非如此，特別是過去十多年，中國致力滅貧和打貪，解決了最後9000萬人口的貧困問題，徹底滅貧。與此同時，亦大力打擊貪污，政府為追求人民幸福生活，殫精竭慮。反觀美國表面上有一個4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制度，但背後就被深「深層政府」（deep state)把持，石油商、軍火商、華爾街統治了美國。表面上人人有票，實際上貧富極為懸殊，結果就出現所謂1比99的問題，即是百分之一的人佔據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這種權力壟斷牢不可破。
其實美西方的制度，早已被deep state吃透扭曲，已經由「廣納型」慢慢變成「實質榨取型」，不過只是以更隱晦的形式進行。套用兩位作者的分析，這些經濟即使短期內出現成長，但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會阻礙競爭，不利創新。看看美國現在以超重關稅來保護他們的電動車、太陽能和鋰電池產業；借禁止出售高端芯片給華為，禁止自己和盟友採購華為的5G設備，用來打擊對手以扶助本國企業。美國的deep state和大財團休戚與共，為了保持財團的利益，全面阻礙競爭，這才真正不可持續。試問美國如此「廣納型」的體制，為何每年因槍擊死亡超過4萬人，卻想禁槍也禁不了，只因軍火商的反對，美國真的制訂了「公平的法律，讓社會治安有序」嗎？
可以這樣總結， 3名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提出了一個很好的理論框架，去分析國家為何失敗。但當他們將現實套入這個框架時，就難免有西方的偏見，只是看到中國的小毛病，看不到美國的大問題。如果這兩個作者的預測準確，現在與他們出書時已相差了12年，中國經濟早應該崩潰，不會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亦不會威脅到美國要完全推翻自己當年推動的全球化，變成一個鼓吹關稅保護主義的國家。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證明了這兩名教授理論框架正確，但分析現實錯配。諾貝爾經濟學獎，亦不過如此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