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前傳 東渡日本尋求解決倭寇

明朝的鄭和 (1371—1433年) 曾七次下「西洋」，被視為航海壯舉。然而，鄭和下西洋之前，還曾度「東洋」。可能因為下「西洋」的壯舉太偉大，令「東洋」鮮為人知。

明朝建立前後，倭寇猖獗，邊患頻仍。朱元璋一怒之下斷絕中日交往，實行海禁。到了朱棣奪得帝位後，希望四海賓服，便試著開放海禁，豈料讓日本浪人有機可乘，「倭寇」勢力漸大，甚至有時候明朝官軍都不能敵。

《抗倭圖卷》中倭寇洗村 (網上圖片)

據明末清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載：「永樂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隻，寇穿山，百戶馬興與戰死亡。尋寇蘇州府松江府諸處。」日本浪人僅憑十幾隻木船，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如入無人之境，日寇進村燒殺淫掠，百姓避之不及，紛紛逃難。對此倭亂，明朝小說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楊八老越國奇逢》一章中亦有描繪：「舟車擠壓，男女奔忙，人人喪膽，盡愁海寇恁猖狂；個個驚心，只恨官兵無備禦。扶老攜幼，難禁兩腳奔波......」而鄭和東渡的故事，就在這個背景下發生。永樂二年，即1404年，鄭和督師10萬出使日本。

《抗倭圖卷》中倭寇搶掠 (網上圖片)

我們讀史時，了解到「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五個：宣揚明朝國威、擴展朝貢貿易、尋找失蹤的建文帝、迎佛牙、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繫。至於鄭和東渡的主要使命是什麼？事實上也不排除上述五個目的，尤其是尋找建文帝這項秘密使命。因為，按照地理方位，建文帝如果流亡海外，應該先到東洋，再到西洋，而東洋首站，當屬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

鄭和下西洋寶船構想圖 (網上圖片)

「尋找建文帝」這個使命，當然不能在史書提及，而史書記載的使命，都是正大光明。據《明史·戎馬志》載，此次鄭和出使日本只做了兩件事。第一件，就是曉諭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國之法。」第二件，「許以貿易」，雙方簽訂《堪合貿易條約》。「堪合」是明朝頒發的執照簽證，日本人在條約下，與明朝「朝貢貿易」，中國的絲綢、瓷器、書畫、資財等等，盡可以通過「合法途徑」，而非「野蠻打劫」拿走。

鄭和畫像（網上圖片）

當時東渡日本也非易事，唐朝高僧鑒真，要六次才東渡成功。鄭和從桃花渡（今浙江寧波附近）東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府向日本政府指出應嚴格按照會談內容辦事，不得違背。

此時日本，懷義王已作古，第三代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明史稱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源道義」，這個日本的實際統治者，眼見明朝大隊人馬押送著大量寶物到訪，自知理虧，立即下令逮捕倭寇首領，象徵式殺了二十多個海盜浪人、將首級送給大明使者做「投名狀」，並接受明朝封號、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按屬國的名分向明朝皇帝呈遞國書，奉明正朔。

足利義滿畫像 (網上圖片)

鄭和帶著20多個倭寇首級和足利義滿「臣服表」回國「交差」，朱棣找回超越父親的面子，滿心歡喜，對日本國「嘉其勤誠，賜王九章」，又向源道義贈送金銀、瓷器、書畫等物，並允許日本國朝貢團人員總數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貿易。

為甚麼自家內亂，禍起於「蕭牆」呢？原來古代國君宮殿大門內普遍設有一道矮牆，稱作「蕭牆」或「塞門」、「屏」等，作用是遮擋視線，防止外人窺視屋內環境。《論語集解》引用鄭玄的注解︰「蕭之言肅也；牆猶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所以「禍起蕭牆」可以解作禍亂產生於家中，比喻災禍、變亂皆由內部原因所致。成語出自《論語•季氏》︰「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蕭牆 (網上圖片)

春秋戰國時代戰亂頻繁，人人自危。當時魯國國君魯哀公並沒有實權，實權由季康子等所握。為了進一步擴大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力，季康子想出兵入侵鄰國顓臾。於是他想到以顓臾國靠近所在地費邑，以後會給子孫造成威脅為藉口，要出兵征伐顓臾。顓臾在商代即是方國，周成王時成為魯國的附國。顓臾地處魯國首都曲阜和季氏采邑費城之間，周王室曾授權其祭祀少皋和蒙山。季氏要對這樣一個處在魯國疆域之內的附庸國大動干戈，這使孔子十分反感。他説：「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因為季氏當時只是一個卿大夫，是不能擅自出兵征伐的。

當時，孔子的學生冉有和子路是季孫氏的家臣，他們對孔子解釋説：「顓臾城牆堅固，離季氏的采邑費地又很近，季氏如今不把它佔領，將來會成為子孫後代的禍患」。孔子聽後大力反對，表示魯國沒有先做好內政，反而發動侵略戰爭，警告︰「季氏的憂患，恐怕並不是來自顓臾，而是來自蕭牆之內吧。」

後世仍以「禍起蕭牆」指禍亂發生在家裡；比喻內部發生禍亂。如《秦併六國平話》卷下：「祖舜宗堯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胡萬里城。」作者認為秦始皇沒有解決民生疾苦，耗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築萬里長城，結果雖能阻擋外部匈奴入侵，但不敵內部民變，種下速亡的禍根。